Born in the village of Furong of Nan’an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Li Kong Chian began his education in the privately run schools there. In 1903 he joined his father in Singapore where he studied in the Anglo-Indian School and Chongzheng School.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09 to continue his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but the 1911 Revolution cut that short. Back in Singapore he first worked as a teacher in Daonan School and as translator in a Chinese newspaper, before joining the China Guohua Company in 1915, where he was soon spotted by Tan Kah Kee. The older man not only tutored the younger in business skills but also gave him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in 1920.
Seven years later Lee set up his own rubber smoking house in Maur, which became the Nam Aik (Nanyi) Rubber Company in 1928. His enterprises of rubber planting and manufacture, pineapple planting and canning soon expanded to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Singapore-Malaya, North Borneo, Indonesia and Thailand. He was known as Southeast Asia’s Rubber and Pineapple King.
Lee Kong Chian also went into banking. He became general manager and vice-chairman of Huayi Bank, and when three Chinese banks merged in 1933 to form the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OCBC), he was appointed vice-chairman of the corporation.
Like Tan Kah Kee he poured his wealth into education and other philanthropic work. He set up the Lee Foundation in Singapore in 1952 and in Malaysia in 1960. In 1965 the Lee Foundation Ltd.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Between 1952 and 1993 the Foundation donated sums amounting to $300 million to various causes,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religion, nationality,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at sum went to education.
When Lee Kong Chian w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Huachiao School he gave huge sums to develop the school. Similarly whe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as set up in 1949, he contributed $500 000 towards its building fund, and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953 he donated 10percent of the total fund. In 1962 he became the first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gain he gave out $1 million to set up a medical college.
Like Tan Kah Kee again he did not forget his native China when it came to giving to education. In 1939 he founded and financed the Guozhuan primary school in his home village of Furong, and in 1943 set up the Guoguang secondary school. Between 1950 and 1954 he contributed towards the financing of Xiamen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Jimei schools founded by Tan Kah Kee.
Lee Kong Chian’s work and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and society were recognized when he was conferred an honorary degree in law b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58, the title PMN (Panglime Mangku Negara) by the Agong of Malaysia in 1964. Before that he had been made Dato by the sultans of Johore and of Kelantan.
Lee died in 1967 at age 74.
References:Li Yuanrong. Biography of Li Guangqian (in Chinese). Hong Kong: Mingliu chubanshe, 1998.Zheng Bingshan. Biography of Li Guangqian (in Chinese). Beijing: Zhongguo huaqiao chubanshe, 1997.Quek Soo Ngoh, Lee Kong Chian: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cademic Exercis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6.
profit made 1/3 goes tocompany ,1/3 as bonus for employee ,1/3 goes to charity
Wednesday, June 4, 2008
Tuesday, June 3, 2008
传奇林毅夫：虽千万人吾往矣
传奇林毅夫：虽千万人吾往矣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2日 09:55 解放日报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供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早年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午后，未名湖畔，北大朗润园。红墙绿瓦，海棠垂柳，散发出浓厚的古典文化气息。
得知记者来访，林毅夫出门迎接。他高大魁梧，谦和平易肟氏缍嗄辏故峭巡蝗ヅㄅǖ奶ㄍ逡死伎谝簟?/p>
台湾人，“海归”，劳模，新农村……没有一定想象力的人，很难在这几个词里找到其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经济学家林毅夫身上，它们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了。
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又以“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
其实，林毅夫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更多时候，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学者。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林毅夫更喜欢“以劳代逸”，工作，治学几乎没有节假日。
“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的目标，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如今，很少人能把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字眼当作人生的信条，但林毅夫却是一个坚定而认真的实践者。
也许，正因为胸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条，这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他的人生舞台上不断演绎着一幕幕的传奇故事。
台湾-北大-芝加哥-耶鲁-北大
“传奇，就是越传越奇。而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林毅夫说的很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1979年5月16日晚，夜色朦胧，一位名叫林正义的驻金门的上尉连长，夹着两个篮球，跳进海里，泅水横渡了2000多米的海峡，一夜之间来到大陆。
当年的林毅夫，从大学转入军校，再从军校进入部队。在金门驻守时，林毅夫每天悄悄收听着对岸的广播，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这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祖国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
由于当时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一个连长的失踪绝不是件小事。金门全岛展开了搜查，因为没有涉及到任何军事机密，事件不了了之。今天，有学生听说了这个故事后，惊叹老师当年义无反顾的勇气，感慨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足以写一部小说。
林正义来到大陆后，进入北大经济系求学，改名为林毅夫。不久，在北大的林毅夫身上，又发生了一个传奇。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北大演讲。当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员颇费周折。而林毅夫以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成为最佳翻译人选。
舒尔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精彩诠释非常赞赏。
一天，他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
“想，”林毅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本以为大师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舒尔茨一回国，就将林毅夫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并收入自己门下，研究农业经济学。时年舒尔茨已经80岁高龄，能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这是多少经济学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获得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20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先后出现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时，林毅夫深感自己年纪已不轻，必须更加抓紧时间学习，他除了回国考察做论文，4年里几乎没走出校门。毕业时，林毅夫是同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稳定的工作，优厚的薪水，并没有绊住林毅夫的脚步。他的眼光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当时，大陆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我一直认为，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要做就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没有片刻的犹疑，1987年，林毅夫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携妻带子返回祖国。他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一来，一去，一回，三个传奇的人生转折，干净利落，林毅夫完成了事业的第一步。
记忆里，都是农民的一双双眼睛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一座古典优雅的清代亲王府里成立。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这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林毅夫的召唤下，中心成为海外归来学子荟萃的大本营，也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中心发出的声音。作为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并参与了十五规划的起草工作。
然而，林毅夫进入更广大公众的视野，还是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前后。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有时，仅进入人民大会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个多小时。
早在1999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构想，建议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启动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现在，这个构想进入了国策。“说我首倡，不敢当，我只是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想法。”林毅夫很谦虚。
想象中，很难把这位从小生长在台湾，又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与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出人意料的是，林毅夫与农村结缘，恰恰就是从追随大师舒尔茨的那一刻开始。
经济学大师舒尔茨，以研究被称为“穷人经济学”的农业经济学而著称，林毅夫在导师治学风格的耳濡目染下，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1984年暑假，林毅夫回到国内做博士论文，在安徽农村考察包产到户的成果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我太激动了，一句话，就是上上下下都高兴。农民高兴，城里人高兴，政府也高兴！从1978年到1984年这6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16.5%，城乡差距缩小了很多，报纸上甚至还说有人跑回农村务农，农民能不高兴？农产品大增，城里人不用再凭票买东西，大大丰富了生活，城里人不也高兴？老百姓都高兴，政府就更高兴了。”
年轻的林毅夫像揣着宝贝一样，揣着实地考察来的资料，回到美国挥笔写下了《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的博士论文。论文出炉后，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多年来，对“三农”的关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伺┐宓奈侍猓痪徒饩隽酥泄钠独В拷饩隽酥泄钠独侍猓簿徒饩隽耸澜缙独У囊淮蟀搿！贝小扒钊司醚А钡牧忠惴颍贾找怨刈⑶钊说氖咏侨タ辞钊恕?/p>
上山，下乡，他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许多人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在多次下乡的经历中，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着你，流露的眼神那么淳朴善良，很单纯的眼神告诉你，他们想过上好日子，希望你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虽然经常到基层去考察，但在问及“对农村的了解能打多少分”时，林毅夫只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分。“因为，改变中国的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很多努力。”
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在办公桌上众多的奖杯奖章中，林毅夫感到最特别的，是那枚“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被评上“全国劳模”时，林毅夫非常感慨地说，这个奖对他来说，激励远远大于奖励。在境界上，自己与老劳模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他曾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这句话成了林毅夫的座右铭。
在林毅夫的日程表上，20多年来，没有红颜色的星期天。他的秘书说，林毅夫每天早晨7点起床，半夜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直接迈进办公室。
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不时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各种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每年林毅夫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经常是其他同事的好几倍。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写经济学论文。“我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林毅夫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一到两个星期，林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指导。有一回，正赶上他从香港参加完活动回北京。那天，一下飞机，林老师就直接赶到办公室，已经晚上6点多了，他仍指导我们一直到夜里12点多，中间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令人吃惊的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林毅夫却不感到累。
“每天都很充实愉快，连累的时间都没有。你看，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林毅夫兴致勃勃地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这使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有文化
交谈中，发现林毅夫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林毅夫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教育他，凡事要以他人为先。在家里，林毅夫和哥哥姐姐们总是相互礼让。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也是互相帮忙。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
“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以自己身体为界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儒家传统认为，你的心所能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别吧。”林毅夫就是这样体会儒家文化中“仁”的意味。
据说，林毅夫从小就很崇拜李冰父子。回国后，他曾特地跑到都江堰边，去听澎湃的江潮，凭吊李冰父子在两千嗄昵敖⒌奈耙怠！耙桓鋈艘陨缁嵊兴毕祝易龅氖虑橐闷鹗奔涞目佳椤！?/p>
50岁那年，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对学生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方向。”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林毅夫身上，早年深受熏陶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跟进的西方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谈论经济学时，这位深受西方经济理论浸润的“海归派”，丝毫看不出言必称欧美、满口西方术语的做派，倒是时不时精辟地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儒释道的观点来诠释经济学的观点。
“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回答集体生产队里，为什么会出现“磨洋工”，而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问题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找答案。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
在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情结驱使下，林毅夫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现象研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本土化”。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理论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的国家。”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本土情景”中展开。如果对国情没有切身的体验，提出的理论只能是隔靴搔痒。
“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
林毅夫认为，就像佛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经历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本土情景”中展开研究？他认为，除了学会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是要“有文化”。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从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
“中国的问题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在林毅夫看来，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某种理论来解释，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
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与林毅夫对话录
记者：有人评价您身上“官气”比较重。
林毅夫：经济学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而是“经世济民”之学。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参考意见。
记者：有人说，林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是个改良派。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很激进，但是他们的国家解体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了。
记者：对那种议论，您的态度如何？
林毅夫：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要按个别人的评价来做人做事，那会活得太累。
记者：丁学良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您怎么看？
林毅夫：批评是一种鼓励。人们对经济学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开出灵丹妙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当然，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做到问心无愧。
记者：经济学界有人说，您是未来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中国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恐怕至少还要二三十年。那时候，我已经很老很老了……(笑)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2日 09:55 解放日报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供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早年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午后，未名湖畔，北大朗润园。红墙绿瓦，海棠垂柳，散发出浓厚的古典文化气息。
得知记者来访，林毅夫出门迎接。他高大魁梧，谦和平易肟氏缍嗄辏故峭巡蝗ヅㄅǖ奶ㄍ逡死伎谝簟?/p>
台湾人，“海归”，劳模，新农村……没有一定想象力的人，很难在这几个词里找到其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经济学家林毅夫身上，它们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了。
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又以“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
其实，林毅夫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更多时候，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学者。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林毅夫更喜欢“以劳代逸”，工作，治学几乎没有节假日。
“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的目标，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如今，很少人能把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字眼当作人生的信条，但林毅夫却是一个坚定而认真的实践者。
也许，正因为胸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条，这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他的人生舞台上不断演绎着一幕幕的传奇故事。
台湾-北大-芝加哥-耶鲁-北大
“传奇，就是越传越奇。而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林毅夫说的很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1979年5月16日晚，夜色朦胧，一位名叫林正义的驻金门的上尉连长，夹着两个篮球，跳进海里，泅水横渡了2000多米的海峡，一夜之间来到大陆。
当年的林毅夫，从大学转入军校，再从军校进入部队。在金门驻守时，林毅夫每天悄悄收听着对岸的广播，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这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祖国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
由于当时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一个连长的失踪绝不是件小事。金门全岛展开了搜查，因为没有涉及到任何军事机密，事件不了了之。今天，有学生听说了这个故事后，惊叹老师当年义无反顾的勇气，感慨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足以写一部小说。
林正义来到大陆后，进入北大经济系求学，改名为林毅夫。不久，在北大的林毅夫身上，又发生了一个传奇。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北大演讲。当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员颇费周折。而林毅夫以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成为最佳翻译人选。
舒尔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精彩诠释非常赞赏。
一天，他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
“想，”林毅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本以为大师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舒尔茨一回国，就将林毅夫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并收入自己门下，研究农业经济学。时年舒尔茨已经80岁高龄，能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这是多少经济学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获得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20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先后出现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时，林毅夫深感自己年纪已不轻，必须更加抓紧时间学习，他除了回国考察做论文，4年里几乎没走出校门。毕业时，林毅夫是同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稳定的工作，优厚的薪水，并没有绊住林毅夫的脚步。他的眼光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当时，大陆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我一直认为，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要做就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没有片刻的犹疑，1987年，林毅夫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携妻带子返回祖国。他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一来，一去，一回，三个传奇的人生转折，干净利落，林毅夫完成了事业的第一步。
记忆里，都是农民的一双双眼睛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一座古典优雅的清代亲王府里成立。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这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林毅夫的召唤下，中心成为海外归来学子荟萃的大本营，也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中心发出的声音。作为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并参与了十五规划的起草工作。
然而，林毅夫进入更广大公众的视野，还是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前后。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有时，仅进入人民大会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个多小时。
早在1999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构想，建议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启动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现在，这个构想进入了国策。“说我首倡，不敢当，我只是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想法。”林毅夫很谦虚。
想象中，很难把这位从小生长在台湾，又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与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出人意料的是，林毅夫与农村结缘，恰恰就是从追随大师舒尔茨的那一刻开始。
经济学大师舒尔茨，以研究被称为“穷人经济学”的农业经济学而著称，林毅夫在导师治学风格的耳濡目染下，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1984年暑假，林毅夫回到国内做博士论文，在安徽农村考察包产到户的成果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我太激动了，一句话，就是上上下下都高兴。农民高兴，城里人高兴，政府也高兴！从1978年到1984年这6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16.5%，城乡差距缩小了很多，报纸上甚至还说有人跑回农村务农，农民能不高兴？农产品大增，城里人不用再凭票买东西，大大丰富了生活，城里人不也高兴？老百姓都高兴，政府就更高兴了。”
年轻的林毅夫像揣着宝贝一样，揣着实地考察来的资料，回到美国挥笔写下了《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的博士论文。论文出炉后，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多年来，对“三农”的关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伺┐宓奈侍猓痪徒饩隽酥泄钠独В拷饩隽酥泄钠独侍猓簿徒饩隽耸澜缙独У囊淮蟀搿！贝小扒钊司醚А钡牧忠惴颍贾找怨刈⑶钊说氖咏侨タ辞钊恕?/p>
上山，下乡，他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许多人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在多次下乡的经历中，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着你，流露的眼神那么淳朴善良，很单纯的眼神告诉你，他们想过上好日子，希望你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虽然经常到基层去考察，但在问及“对农村的了解能打多少分”时，林毅夫只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分。“因为，改变中国的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很多努力。”
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在办公桌上众多的奖杯奖章中，林毅夫感到最特别的，是那枚“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被评上“全国劳模”时，林毅夫非常感慨地说，这个奖对他来说，激励远远大于奖励。在境界上，自己与老劳模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他曾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这句话成了林毅夫的座右铭。
在林毅夫的日程表上，20多年来，没有红颜色的星期天。他的秘书说，林毅夫每天早晨7点起床，半夜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直接迈进办公室。
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不时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各种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每年林毅夫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经常是其他同事的好几倍。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写经济学论文。“我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林毅夫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一到两个星期，林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指导。有一回，正赶上他从香港参加完活动回北京。那天，一下飞机，林老师就直接赶到办公室，已经晚上6点多了，他仍指导我们一直到夜里12点多，中间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令人吃惊的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林毅夫却不感到累。
“每天都很充实愉快，连累的时间都没有。你看，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林毅夫兴致勃勃地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这使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有文化
交谈中，发现林毅夫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林毅夫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教育他，凡事要以他人为先。在家里，林毅夫和哥哥姐姐们总是相互礼让。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也是互相帮忙。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
“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以自己身体为界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儒家传统认为，你的心所能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别吧。”林毅夫就是这样体会儒家文化中“仁”的意味。
据说，林毅夫从小就很崇拜李冰父子。回国后，他曾特地跑到都江堰边，去听澎湃的江潮，凭吊李冰父子在两千嗄昵敖⒌奈耙怠！耙桓鋈艘陨缁嵊兴毕祝易龅氖虑橐闷鹗奔涞目佳椤！?/p>
50岁那年，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对学生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方向。”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林毅夫身上，早年深受熏陶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跟进的西方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谈论经济学时，这位深受西方经济理论浸润的“海归派”，丝毫看不出言必称欧美、满口西方术语的做派，倒是时不时精辟地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儒释道的观点来诠释经济学的观点。
“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回答集体生产队里，为什么会出现“磨洋工”，而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问题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找答案。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
在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情结驱使下，林毅夫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现象研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本土化”。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理论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的国家。”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本土情景”中展开。如果对国情没有切身的体验，提出的理论只能是隔靴搔痒。
“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
林毅夫认为，就像佛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经历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本土情景”中展开研究？他认为，除了学会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是要“有文化”。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从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
“中国的问题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在林毅夫看来，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某种理论来解释，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
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与林毅夫对话录
记者：有人评价您身上“官气”比较重。
林毅夫：经济学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而是“经世济民”之学。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参考意见。
记者：有人说，林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是个改良派。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很激进，但是他们的国家解体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了。
记者：对那种议论，您的态度如何？
林毅夫：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要按个别人的评价来做人做事，那会活得太累。
记者：丁学良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您怎么看？
林毅夫：批评是一种鼓励。人们对经济学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开出灵丹妙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当然，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做到问心无愧。
记者：经济学界有人说，您是未来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中国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恐怕至少还要二三十年。那时候，我已经很老很老了……(笑)
一代风范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先生
李光前先生(1893.10.18-1967.6.2)
李光前先生原名李玉昆，1893年10月18日生于南安县梅山竞丰村。1903年随父亲李国专先生南渡新加坡，并在英印学堂和养正学堂就读。1908年回国求学于暨南、清华和唐山路矿诸名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先生积极响应，并加入同盟会。 1912年，先生南返新加坡。以其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深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庄希泉所器重，先后在中华国货公司和谦益公司任职。1920年，先生与陈嘉庚先生长女陈爱礼小姐结婚。 1927年先生创立南益公司。此后20年间，由于先生能完美地融合东方传统美德和西方现代管理经验，创造了南益精神，因而公司发展迅速。1950年，新加坡南益公司成为世界最大橡胶企业，先生被誉“橡胶大王”。先生不仅稳执橡胶业牛耳，且向凤梨、银行等其他行业扩展，业务范围从新、马发展到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庞大的企业王国，成为华人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先生是新马社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历任新马中华总商会联合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华侨银行懂事主席等职。 光前先生在创业成功之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毕生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力赞助创办学校，振兴教育。在新加坡捐建了“中华总商会”会馆、国立图书馆，资助了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南洋大学、拉曼学院、艺安工学院、华侨中学等大专和中小学校不计其数。1952年先生设立了“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将其长期积累的巨大财富全部反馈给社会。1957年和1960年吉兰丹州、柔佛州苏丹先后策封先生为拿督和一级拿督，1964年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封先生为丹斯里。1958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荣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被新马社会推崇为“华人中的第一人”。 光前先生身居异域，心系桑梓。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南侨总会筹备工作，担任首届常委，并踊跃带头参加筹振活动。先生以兴学报国之志，于1938年在故乡创办国专小学，1943年增办国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有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光前学村，成为南安培养人才的摇篮。同时投入巨资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对华侨大学的建设也予以大力支持。先生1965年回国治病，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亲为安排治疗。 1967年6月2日，先生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5岁。其时新加坡各界举行隆重葬礼其事迹载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的《世界人物大辞典》、《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南安县志》等书。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8日 09:37:48）
相关链接： 纪念李光前诞辰110周年暨创办国光中学60周年 活动隆重举行(2003年10月20日) 光前故居展新颜（2003年10月17日） 侨乡新貌：光前学村（2003年7月16日）
李光前先生原名李玉昆，1893年10月18日生于南安县梅山竞丰村。1903年随父亲李国专先生南渡新加坡，并在英印学堂和养正学堂就读。1908年回国求学于暨南、清华和唐山路矿诸名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先生积极响应，并加入同盟会。 1912年，先生南返新加坡。以其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深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庄希泉所器重，先后在中华国货公司和谦益公司任职。1920年，先生与陈嘉庚先生长女陈爱礼小姐结婚。 1927年先生创立南益公司。此后20年间，由于先生能完美地融合东方传统美德和西方现代管理经验，创造了南益精神，因而公司发展迅速。1950年，新加坡南益公司成为世界最大橡胶企业，先生被誉“橡胶大王”。先生不仅稳执橡胶业牛耳，且向凤梨、银行等其他行业扩展，业务范围从新、马发展到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庞大的企业王国，成为华人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先生是新马社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历任新马中华总商会联合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华侨银行懂事主席等职。 光前先生在创业成功之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毕生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力赞助创办学校，振兴教育。在新加坡捐建了“中华总商会”会馆、国立图书馆，资助了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南洋大学、拉曼学院、艺安工学院、华侨中学等大专和中小学校不计其数。1952年先生设立了“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将其长期积累的巨大财富全部反馈给社会。1957年和1960年吉兰丹州、柔佛州苏丹先后策封先生为拿督和一级拿督，1964年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封先生为丹斯里。1958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荣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被新马社会推崇为“华人中的第一人”。 光前先生身居异域，心系桑梓。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南侨总会筹备工作，担任首届常委，并踊跃带头参加筹振活动。先生以兴学报国之志，于1938年在故乡创办国专小学，1943年增办国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有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光前学村，成为南安培养人才的摇篮。同时投入巨资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对华侨大学的建设也予以大力支持。先生1965年回国治病，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亲为安排治疗。 1967年6月2日，先生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5岁。其时新加坡各界举行隆重葬礼其事迹载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的《世界人物大辞典》、《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南安县志》等书。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8日 09:37:48）
相关链接： 纪念李光前诞辰110周年暨创办国光中学60周年 活动隆重举行(2003年10月20日) 光前故居展新颜（2003年10月17日） 侨乡新貌：光前学村（2003年7月16日）
マレーシアにある孔子廟タイ にある孔子学院
[編集] マレーシアにある孔子廟
マレーシア最初の孔子廟は檳城孔聖廟中華小學（zh:孔聖廟中華學校、en: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と言う小学校に位置している。清朝の大使の張弼士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た。その昔、児童は登校前に必ず孔子廟を訪れ、堂堂正正するようにと願ったという[1]。
その他、マラッカにも馬六甲孔子大廈という学院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祭孔活動が行なわれている。
そしてクアラルンプールにも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zh: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と言う学校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孔子の誕生日を祝い、孔子に関する講座が開かれている。
タイ にある孔子学院
儒学または孔子廟 は時代に 伴って色々な姿 で此の世に現れている. 今タイには12個所の孔子学院 が建てられてあり ます。それらは中タイ両国の学者達が一緒に計画したもので 論語を はじめ,中国語,中華文化,書道等の講座が提供されてい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孔子学院
プーケットにあ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大学孔子学院
Mae Fah Luang 大学孔子学院
チェンマイ 大学孔子学院
Suan Dusit Rajabhat大学孔子学院
タイ国立マハサラカム大学孔子学院
Khon Kaen大学孔子学院
Betong 大学孔子学院
农业大学孔子学院
Bansomdejchaopraya RaJabhat孔子学院
チュラロンコン大学孔子学院
Traimit Wittayalai高校孔子课堂.(http://www.confucius.psu.ac.th/En/en_CIinThailand.aspx)
[編集] 脚注
[ヘルプ]
^ SMJK School Portal - SMJK 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 History)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E5%BB%9F" より作成
マレーシア最初の孔子廟は檳城孔聖廟中華小學（zh:孔聖廟中華學校、en: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と言う小学校に位置している。清朝の大使の張弼士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た。その昔、児童は登校前に必ず孔子廟を訪れ、堂堂正正するようにと願ったという[1]。
その他、マラッカにも馬六甲孔子大廈という学院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祭孔活動が行なわれている。
そしてクアラルンプールにも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zh: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と言う学校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孔子の誕生日を祝い、孔子に関する講座が開かれている。
タイ にある孔子学院
儒学または孔子廟 は時代に 伴って色々な姿 で此の世に現れている. 今タイには12個所の孔子学院 が建てられてあり ます。それらは中タイ両国の学者達が一緒に計画したもので 論語を はじめ,中国語,中華文化,書道等の講座が提供されてい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孔子学院
プーケットにあ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大学孔子学院
Mae Fah Luang 大学孔子学院
チェンマイ 大学孔子学院
Suan Dusit Rajabhat大学孔子学院
タイ国立マハサラカム大学孔子学院
Khon Kaen大学孔子学院
Betong 大学孔子学院
农业大学孔子学院
Bansomdejchaopraya RaJabhat孔子学院
チュラロンコン大学孔子学院
Traimit Wittayalai高校孔子课堂.(http://www.confucius.psu.ac.th/En/en_CIinThailand.aspx)
[編集] 脚注
[ヘルプ]
^ SMJK School Portal - SMJK 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 History)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E5%BB%9F" より作成
毁家兴学：卖了大厦办厦大陈嘉庚与“集美学村”
西哲有言：“凡有诚意公益者，必先由近而及远。”——陈嘉庚
集美600年前就已存在，它是原籍河南丰州府固始县的陈姓族人聚居的地方，属泉州府同安县的一个滨海渔村。集美，过去的小渔村，而今名扬中外，它与陈嘉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陈嘉庚首创的集美学村联系在一起。 集美陈姓传到第18代的陈杞柏19世纪60年代前往新加坡谋生，其长子陈嘉庚（1874－1961）是海外华侨中一位最杰出的领袖、成功的企业家、积极的社会改革者、伟大的爱国者。 陈嘉庚以他个人的资财，从1913年起先后在集美创办了幼儿园、男女小学和男女师范、中学，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各类中等学校，另设国学专门部和图书馆、体育馆、医院、自来水塔、电灯厂及教育推广部等设施与机构，统称集美学校，师生来自全国各省和南洋（即东南亚）各地。 六七十年来，“集美学村”的名称逐渐取代了“集美学校”。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并存，军阀混战，地方纷乱，福建尤其突出。1923年夏，粤军与闽军分别屯集在集美和厦门岛高崎，隔海对峙，开枪互击。集美学生李文华在乘船往厦门的途中中弹身亡，国内外哗然。华侨领袖陈嘉庚与林义顺联名从新加坡致电南方广东政府，要求粤军撤退，确保集美学校的安宁。集美学校校长带领师生向北方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划定集美和平学村。南北各派系军阀头目慑服于陈嘉庚的声望与影响，共同订立了集美和平学村公约，规定学村内不许军队屯驻、毁击和交战。“集美学村”的名称从此沿用了下来，广为人知。
■商战之旅
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耻辱。”——陈嘉庚
1890年，陈嘉庚奉父亲陈杞柏之命到新加坡，当时的陈杞柏可谓业大、财大、名气大，开设的“安”字号米店已有相当基础。陈嘉庚的母亲一直留在家乡，其父在新加坡另娶的侧室死后，又纳妾苏氏。 1898年陈嘉庚回乡葬母，当时他父亲已拥有资产约35万元。但当1903年秋陈嘉庚回新加坡时，只见门庭冷落，几年间家业没有任何增长，债务却达30多万元。 陈嘉庚踌躇再三，决定把责任担当起来，经清理、对抵，结果仍负债25万元。l904年春，31岁的陈嘉庚继承了父亲日新公司资本中的0．5万元、顺安米店1万余元和25万元的债务，开始独立自营，他以7000元为资本在新加坡郊外的淡水港山地办了一间菠萝罐头厂，名为新利川。 1904年夏末，陈嘉庚总计拥有资本近7万元，投资2万元开设米店“谦益”；投资2500元买荒地500英亩开垦为菠萝种植园。这一年陈嘉庚赚了6万余元。 1905年他办厂生产菠萝罐头，同时制冰糖；1906年投资4万元入股恒美米厂，14个月后得利10万元。1907年熟米跌价，合作伙友拆股离去，恒美米厂归他独资，当年又获利6万元。 至1910年，陈嘉庚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为他父亲还清了债务，而且拥有固定资产10万元，存款45万元。 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产品占新加坡出口量的一半，所得利润在他的各项营利中占了将近半数。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决定经营航运业。他租船搞航运赚了20多万，于1916－1917年先后投资27万元买船2艘，1918年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军舰击沉，他收到保险赔偿120万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实存资产430万元。 陈嘉庚自1906年开始投资橡胶业，两年后，橡胶种植面积由500英亩扩大到1500英亩。 1909年陈嘉庚父亲在家乡去世，恒美米厂失火被毁。他将福山菠萝橡胶园卖出，还清银行的债款之后，用17万元在马来半岛的柔佛买2块荒地，一块栽橡胶套种木薯，一块栽橡胶套种菠萝。 1916－1917年，美国工业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西亚的橡胶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这两年中，陈嘉庚先后将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为橡胶厂，专制胶布，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 1919年，陈嘉庚扩充了树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厂；退出两年前投资50万元入股的3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公司。 1922年，橡胶价连续3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迫停产，陈嘉庚买下了9家橡胶厂。 1924年他在马来西亚设了10多家橡胶分店，其后又在其他地方设分行、分店或办事机构。第二年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1925年，陈嘉庚公司仅橡胶一项经营所得达780万元。 1926年秋，橡胶价格连连暴跌，陈嘉庚公司陷入困境。 1928年5月3日，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陈嘉庚领导侨胞抵制日货，遭到报复，8月7日橡胶厂新厂被人纵火焚毁，损失50多万元；1930年3月29日，橡胶厂旧厂遇火灾，损失40多万元。 陈嘉庚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资金紧缺时甚至贱价出卖橡胶园。 1929－1931年，陈嘉庚继续提供集、厦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200多万元。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 1931年8月，陈嘉庚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等8家债权银行组成的银行团的条件，将陈嘉康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他个人名下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并入有限公司资产，银行限他每月只能支取5000元给集美厦大。1934年2月21日公司收盘。 自1929年陈嘉庚公司越来越难于维持的时候，陈嘉庚亲友曾劝他削减或停止集美、厦大的学校经费，陈嘉庚坚持不肯。他认为自己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关停耽误青少年前途，罪就大了；而因负担学校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只是个人事业的荣枯。 他撰文《畏惧失败才是可耻》总结30年创业经历，坦陈自己心迹：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厄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
陈嘉庚一生的6个时期
幼年乡读时期（1874－1889）：16岁以前读私塾，学生只知“天下”，不知有世界各国。 青年学商时期（1890－1903）：遵父命于1890年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米店帮助管理现金、货款兼当记账员。1903年，其父家业败落，他向债权人应诺：父亲所欠25万元由他偿还。 壮年崭露头角（l904－1912）：独立自营商业，至1910年靠经营米店、菠萝、橡胶和房地产获利73万元，还清父债、捐助公益事业，积存资金45万元；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主持筹款支持辛亥革命后的福建新政府，开始介入当地华侨社会领导层和政治活动。 不惑之年事业辉煌（1913－1931）：拥有千万资产的华侨工商业巨子，大力开办学校，先后独资创办集美10所学校和厦门大学，在新加坡集资创办一所中学，资助闽南和新加坡多所学校。 年过花甲统领全侨（1932－1949）：陈嘉庚公司于1934年收盘。企业受挫，他为国家社会效力的热情仍无稍减，揭露汪精卫投降日本的卖国行径，劝说国共合作，一致对敌；全身心领导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战后，他领导东南亚华侨支持祖国的民主革命和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暮年参政建设祖国（1950－1961）：1950年回国定居，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台湾回归与祖国统一、集美学校的师生和扩建中的工程，他立下遗嘱：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在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200万元用作集美学校基金；家人每月每人生活费男子25元、女子20元，有职的或出嫁的不给；所有盈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经费。
资料由谢挺整理
原载：厦门晚报2003-10-21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0月21日 21:26:57）
相关链接： 《陈嘉庚的故事》座谈会召开 (2003年8月18日)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纪念胜地
集美600年前就已存在，它是原籍河南丰州府固始县的陈姓族人聚居的地方，属泉州府同安县的一个滨海渔村。集美，过去的小渔村，而今名扬中外，它与陈嘉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陈嘉庚首创的集美学村联系在一起。 集美陈姓传到第18代的陈杞柏19世纪60年代前往新加坡谋生，其长子陈嘉庚（1874－1961）是海外华侨中一位最杰出的领袖、成功的企业家、积极的社会改革者、伟大的爱国者。 陈嘉庚以他个人的资财，从1913年起先后在集美创办了幼儿园、男女小学和男女师范、中学，以及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各类中等学校，另设国学专门部和图书馆、体育馆、医院、自来水塔、电灯厂及教育推广部等设施与机构，统称集美学校，师生来自全国各省和南洋（即东南亚）各地。 六七十年来，“集美学村”的名称逐渐取代了“集美学校”。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并存，军阀混战，地方纷乱，福建尤其突出。1923年夏，粤军与闽军分别屯集在集美和厦门岛高崎，隔海对峙，开枪互击。集美学生李文华在乘船往厦门的途中中弹身亡，国内外哗然。华侨领袖陈嘉庚与林义顺联名从新加坡致电南方广东政府，要求粤军撤退，确保集美学校的安宁。集美学校校长带领师生向北方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划定集美和平学村。南北各派系军阀头目慑服于陈嘉庚的声望与影响，共同订立了集美和平学村公约，规定学村内不许军队屯驻、毁击和交战。“集美学村”的名称从此沿用了下来，广为人知。
■商战之旅
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耻辱。”——陈嘉庚
1890年，陈嘉庚奉父亲陈杞柏之命到新加坡，当时的陈杞柏可谓业大、财大、名气大，开设的“安”字号米店已有相当基础。陈嘉庚的母亲一直留在家乡，其父在新加坡另娶的侧室死后，又纳妾苏氏。 1898年陈嘉庚回乡葬母，当时他父亲已拥有资产约35万元。但当1903年秋陈嘉庚回新加坡时，只见门庭冷落，几年间家业没有任何增长，债务却达30多万元。 陈嘉庚踌躇再三，决定把责任担当起来，经清理、对抵，结果仍负债25万元。l904年春，31岁的陈嘉庚继承了父亲日新公司资本中的0．5万元、顺安米店1万余元和25万元的债务，开始独立自营，他以7000元为资本在新加坡郊外的淡水港山地办了一间菠萝罐头厂，名为新利川。 1904年夏末，陈嘉庚总计拥有资本近7万元，投资2万元开设米店“谦益”；投资2500元买荒地500英亩开垦为菠萝种植园。这一年陈嘉庚赚了6万余元。 1905年他办厂生产菠萝罐头，同时制冰糖；1906年投资4万元入股恒美米厂，14个月后得利10万元。1907年熟米跌价，合作伙友拆股离去，恒美米厂归他独资，当年又获利6万元。 至1910年，陈嘉庚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为他父亲还清了债务，而且拥有固定资产10万元，存款45万元。 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产品占新加坡出口量的一半，所得利润在他的各项营利中占了将近半数。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决定经营航运业。他租船搞航运赚了20多万，于1916－1917年先后投资27万元买船2艘，1918年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军舰击沉，他收到保险赔偿120万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实存资产430万元。 陈嘉庚自1906年开始投资橡胶业，两年后，橡胶种植面积由500英亩扩大到1500英亩。 1909年陈嘉庚父亲在家乡去世，恒美米厂失火被毁。他将福山菠萝橡胶园卖出，还清银行的债款之后，用17万元在马来半岛的柔佛买2块荒地，一块栽橡胶套种木薯，一块栽橡胶套种菠萝。 1916－1917年，美国工业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西亚的橡胶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这两年中，陈嘉庚先后将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为橡胶厂，专制胶布，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 1919年，陈嘉庚扩充了树胶厂的规模，将粗加工的生胶厂改为深加工的橡胶熟品厂；退出两年前投资50万元入股的3家橡胶公司；组建陈嘉庚公司。 1922年，橡胶价连续3年下滑，许多小规模的胶园、胶厂被迫停产，陈嘉庚买下了9家橡胶厂。 1924年他在马来西亚设了10多家橡胶分店，其后又在其他地方设分行、分店或办事机构。第二年橡胶价格大幅度上涨。1925年，陈嘉庚公司仅橡胶一项经营所得达780万元。 1926年秋，橡胶价格连连暴跌，陈嘉庚公司陷入困境。 1928年5月3日，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陈嘉庚领导侨胞抵制日货，遭到报复，8月7日橡胶厂新厂被人纵火焚毁，损失50多万元；1930年3月29日，橡胶厂旧厂遇火灾，损失40多万元。 陈嘉庚为了维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资金紧缺时甚至贱价出卖橡胶园。 1929－1931年，陈嘉庚继续提供集、厦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200多万元。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 1931年8月，陈嘉庚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等8家债权银行组成的银行团的条件，将陈嘉康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他个人名下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并入有限公司资产，银行限他每月只能支取5000元给集美厦大。1934年2月21日公司收盘。 自1929年陈嘉庚公司越来越难于维持的时候，陈嘉庚亲友曾劝他削减或停止集美、厦大的学校经费，陈嘉庚坚持不肯。他认为自己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关停耽误青少年前途，罪就大了；而因负担学校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只是个人事业的荣枯。 他撰文《畏惧失败才是可耻》总结30年创业经历，坦陈自己心迹：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厄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
陈嘉庚一生的6个时期
幼年乡读时期（1874－1889）：16岁以前读私塾，学生只知“天下”，不知有世界各国。 青年学商时期（1890－1903）：遵父命于1890年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米店帮助管理现金、货款兼当记账员。1903年，其父家业败落，他向债权人应诺：父亲所欠25万元由他偿还。 壮年崭露头角（l904－1912）：独立自营商业，至1910年靠经营米店、菠萝、橡胶和房地产获利73万元，还清父债、捐助公益事业，积存资金45万元；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主持筹款支持辛亥革命后的福建新政府，开始介入当地华侨社会领导层和政治活动。 不惑之年事业辉煌（1913－1931）：拥有千万资产的华侨工商业巨子，大力开办学校，先后独资创办集美10所学校和厦门大学，在新加坡集资创办一所中学，资助闽南和新加坡多所学校。 年过花甲统领全侨（1932－1949）：陈嘉庚公司于1934年收盘。企业受挫，他为国家社会效力的热情仍无稍减，揭露汪精卫投降日本的卖国行径，劝说国共合作，一致对敌；全身心领导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战后，他领导东南亚华侨支持祖国的民主革命和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暮年参政建设祖国（1950－1961）：1950年回国定居，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台湾回归与祖国统一、集美学校的师生和扩建中的工程，他立下遗嘱：集美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在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200万元用作集美学校基金；家人每月每人生活费男子25元、女子20元，有职的或出嫁的不给；所有盈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经费。
资料由谢挺整理
原载：厦门晚报2003-10-21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0月21日 21:26:57）
相关链接： 《陈嘉庚的故事》座谈会召开 (2003年8月18日)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纪念胜地
邁向大同世界Masyarakat Bersatupadu Pengarang GOHＨＯＥHOE
Apabila pihak pentadbir menjalankan pentadbiran, mereka bukan saja mesti mengambil kira kos perakaunan dan kos pengeluaran, malah harus juga memberikan keutamaan terhadap kestabilan masyarakat, keperluan rakyat dan kemampuan bagi negara kita untuk bersaing pada masa depan. Tujuan utama Kerajaan Malaysia memberikan subsidi ke atas barang dan perkhidmatan utama ialah untuk memastikan semua orang, yang tua dan muda, cukup makan dan hidup selesa. Ini bagi membolehkan orang dewasa dapat menumpukan perhatian kepada pekerjaan mereka dan seterusnya memberi sumbangan kepada perkembangan ekonomi negara, supaya anak kita dapat menumpukan perhatian kepada pelajaran mereka. Ini seterusnya menjadi mereka golongan yang dapat bersaing pada masa depan dan memberikan sumbangan mereka kepada perkembangan ekonomi negara.Skim subsidi bukan saja baik untuk pengguna, malah untuk peniaga kerana dengan wujudnya skim subsidi, kuasa membeli pengguna dapat dikekal, perniagaan maju dan hasil cukai pendapatan kerajaan dapat juga dikekalkan. Oleh itu, langkah kerajaan memberikan subsidi yang berpatutan adalah satu langkah bijak untuk memastikan kestabilan masyarakat dan perkembangan ekonomi. Dalam pentadbiran negara, kita tidak boleh meniru bulat bulat piawaian yang ditetapkan oleh negara Barat, sistem demokratik yang berasal dari Yunani (Greek) dan mekanisme pasaran bebas atau hukum pengagihan semula yang dicadangkan oleh Karl Marx. Sebaliknya kita juga mesti mengikut cara Timur seperti sikap kesederhanaan dan konsep masyarakat yang bersatu padu yang diajar oleh Confucious. Masyarakat bersatu padu adalah satu konsep yang disebutkan oleh Confucious, ahli falsafah handal bangsa China dalam bukunya bertajuk Rakaman Istiadat. Confucious berpendapat untuk mewujudkan satu masyarakat yang aman dan progresif, pentadbir mesti memberikan keutamaan kepada kebajikan rakyat. Pegawai kerajaan mestilah terdiri daripada golongan berilmu, berkebolehan dan berbudi pekerti. Pegawai kerajaan mesti ikhlas untuk membentuk satu masyarakat berbilang budaya yang harmoni. Dalam satu masyarakat yang ditadbir dengan sempurna, orang tua meneruskan perjalanan hidup mereka sampai titik akhir penuh dengan maruah dan kegembiraan, orang dewasa yang sihat diberi peluang untuk bekerja dan menunjukkan kebolehan mereka, manakala anak diasuh dan dididik dengan baik. Orang yang kurang bernasib dan kurang berkeupayaan pula diberi jagaan. Setiap orang diberikan tugas dan dihormati, setiap keluarga hidup dengan sejahtera. Tidak ada orang yang suka membazirkan sumber pengeluaran dan juga tidak ada orang yang mahu menyorok sumber pengeluaran untuk mencari kekayaan. Tidak ada orang yang enggan berusaha dan tidak ada orang yang berusaha semata mata untuk kepentingan diri sendiri saja. Masyarakat yang mempunyai ciri itu, digelar sebagai masyarakat yang bersatu padu. Kerajaan menunjukkan pencapaian yang baik dalam usaha untuk mempertingkatkan taraf hidup rakyat , mewujud masyarakat yang aman dan maju. http://www.bharian.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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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六使與南洋華文教育－陶恒生
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 陶恒生 ──
民国四十八年（1959）二月，笔者从台湾到马来亚吉隆坡，服务于马来亚工矿公司峇都急水泥厂，1963年5月转职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马来亚一共工作了十八年，直到1977年4月，才离开这个我全家视为第二故乡的美丽的南洋之国。在这十八年期间，笔者以一个外侨的身份，亲眼见到马来亚、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党政治的演进，包括新、马的重要选举、紧急状态的结束（1960）、大马成立（1963）、新加坡加入大马（1963）与退出（1965）、印尼苏卡诺政府恫言「粉碎马来西亚」（1963-64）、「五一三事件」（1969年的严重华巫流血冲突）、马来西亚东姑首相下台（1970）、华文教育风波（1972）……等一连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新加坡，董事长是新加坡富商、华侨领袖陈六使先生。陈董事长每隔半年从新加坡飞来怡保主持董事会议，会后视察工厂总是由笔者（时任厂长）陪同，他说厦门闽南话，我则以不甚流利的台湾话跟他交谈。有一次他问我：「苦力工唔够用呒？」吓了我一大跳。其实他是在问我薪水够不够用，这好比大陆管薪水叫「工资」、香港叫「粮银」一样，并无轻侮之意。事实上早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码头苦力或建筑工人的，所在多有。马来亚工矿公司的老板拿督斯里林添良，在发迹成为大建筑家之前，做过建筑工人。陈六使也从不讳言他十几岁来南洋在橡胶园当割胶工人的往事。他们早年都是靠赚「苦力工」养家活口的。
我听到陈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开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陈六使与林语堂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建校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还在余波荡漾，因此听到不少关于他为造福华侨子弟而创办华文大学的事迹。等到我进大石，刚好碰上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政府取消，护照被注销，顿时丧失了国籍。从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离，飞机航程一个多小时，陈六使却需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申请一张无国籍的的马来亚入境签证。那时我对于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印象，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带着穿开领白衬衫的阁员们出席就任典礼，然后每个星期天带着阁员们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劳动工作。
林语堂认为陈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认为他是华人「沙文主义者」而剥夺其公民权，陈六使到底是何许人也？ 胶园工人出身的陈六使
陈六使，福建人，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八日生于同安县集美村，幼年就读于村中集美小学。1916年随胞兄文确南渡马来亚谋生，据说他本名陈文使，因登岸填写表格笔划不清而误为「六使」。六使先在乡长陈嘉庚（注1）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以工作勤奋，又读过书，半年后调至新加坡工厂任文员学习买卖。1924年陈六使二十七岁，已经熟谙胶园种植技术和橡胶买卖等作业，乃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陈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1929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幸能渡过。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是年当选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1939年欧战爆发，橡胶顿时成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战略物资，益和公司的业务随着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抗战初期，陈六使拥护祖国抵御日本侵略，积极参与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抗日捐款及救国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马来亚及新加坡。次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投降，树胶业务全部停顿。1945年大战结束，新、马重新回到英国怀抱，益和公司亦恢复营业。随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苏，陈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注2）的南益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新、马最大的两家橡胶企业集团。1948年韩战爆发，橡胶输出业务达到最高峰。除橡胶外，陈六使尚投资于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事业，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华侨商界领袖。
陈六使不但善于经营工商企业，也十分投入社会公益及热爱中华文化，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活动。他于战后历任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多年。由于身受少年失学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练，倍觉艰辛。迨至壮年事业有成，在侨界崭露头角之后，对于教育的提倡与资助不遗余力；尤其出钱出力，兴建与扩充华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从不后人。他于1949年继陈嘉庚出任福建会馆第十届主席，至1972年第二十届卸任，曾兼任会馆属下的道南、爱同、崇侨、光华、南侨五间华校的董事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注3），捐助华侨社会各种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巨额款项不计其数。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1924年，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曾联合新加坡华人领袖及社团会馆，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新加坡华人及其他族群居民应有的合法公民权利。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机场」）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人非但在战争期间未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战后且回来继续大施剥削，新、马人民应该站起来为争取公民权益而奋斗。1953年，陈六使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殖民政府制宪委员会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为日后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权，铺开道路。他说明他的态度：「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而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并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传统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英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建立东印度公司贸易基地。1824年英国人把新加坡、槟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组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总督统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统，百余年来完全延用英国制度，因此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教员、洋行职员等，除了高级官员及主管是英国人外，其他中低层职位几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即所谓「英校生」），以及一些来自印度或锡兰的英藉子民担任。1860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会馆，1906年开始兴办第一间华文学校供华人子弟就读。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是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子弟（所谓「华校生」），在新、马没有地位，进不了政府机构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被读英文说英语、具有强烈优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视。 发动创办华文大学
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按当时的汇率约美金一百七十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承诺捐出座落于裕廊律（路），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一大片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福建会馆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三十。陈、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侨社会热烈响应，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商联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达二百七十九家。2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邀请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筹划建校事宜。新加坡、马来亚各界呼吁捐款建校的运动随即展开，华侨居民们无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来。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贩们更发动各种「义卖」活动：三轮车「义踏」、的士（计程车）「义驶」、理发师「义剪」、大排挡「义炒」……等等，收下的义款虽然是些零星小钞，却是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而这些义举更刺激带动了大商号、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献。4月，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揭示创立大学的宗旨：（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并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两大特质：（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注4）。新马为多元民族（包括华、巫、印、英、欧亚各族）共处的社会，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视华族在制造单一族群的势力，后面两项特质的宣示，是非常周到而必要的。5月5日，南洋大学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形态正式获得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准许注册，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随即展开，并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举陈六使任主席。6月，南大执委会正式接受福建会馆捐赠的裕廊「云南园」建校土地。7月26日，南洋大学正式在裕廊校址举行奠基典礼，开始兴建校舍。图书馆大楼采用中国宫殿式的设计，红柱白墙，充分显现海外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与向往。陈六使在典礼上慷慨发言道：「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后来也常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试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仍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士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壮哉斯言！ 敦聘林语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长
为了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第一流的华文大学，南大执委会决定向国外敦请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长。执委会的第一人选是前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于1949年大陆沦共前赴美，1953年刚自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卸任，赴台湾短期讲学，婉谢邀请。再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他正在美国以清华基金协助在美学人作研究，没有成功。最后请到了在美国办《天风》杂志的世界级大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博士。林博士与南洋福建华侨颇有渊源，原来他也是闽南人，早年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当过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后立即在美国招兵买马，网罗了一批优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包括黎东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渊博士、严文郁博士等人），于1954年10月欣然就道，前来新加坡上任。林语堂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师」的美誉，其学识与眼界自然不同凡向，对于兴建南洋大学具有崇高的宏观与抱负。然而他久居美国，对于椰风蕉雨的南洋社会环境，以及华人成长与奋斗的历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195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统治。林语堂到任的这一年，正值华文中学师生为反对强制服国民兵役而与政府闹得不可开交之际，5月间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学生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扰乱秩序及蔑视政府之罪。林语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时候，案子还未了结。这次反政府事件，显现左派份子操纵华校鼓动学潮的实力，影响所及，民族主义抬头，华人社团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压制。这股力量逐渐从学校发展到工会、会馆、同业公会……，逐渐延伸至华人社会各个阶层。是时韩战结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帜漂洋过海而来，左倾份子们「反对殖民统治」、「清除所有帝国主义的特权」、「摆脱一切外国的控制」……等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来自美国的，反共的林语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语堂一行人于10月2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由陈六使、连瀛洲、高德根等华侨领袖们陪同，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会议，宣布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和方针。创学宗旨是：一、学生必须学贯中西，所学能有所用；二、设立文学、商学及理工三个学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长。办学方针是：提倡电化教育、办理成人教育、设立奖学金、实行导师制、创设大学出版部、提倡学术研究、与欧美大学交换教授、兼收男女学生。校长视事之后，对执委会提出他的办学理念：一、行政方面，实行分层负责制度，大学行政由校长全权负责；二、教务方面，教授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与政治彻底绝缘；财务方面，力求预算完整，财源充裕，开支公正平均。（注5）
站在纯教育立场，林校长所揭橥的精神和计画，的确是创办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条件，无懈可击。然而在现实环境里，带着几分「智识份子的骄傲」的林校长，他的期望与南洋华侨们的单纯想法存在着先天上的差距，以至与身负监督创校责任的南大执委会之间，时现格格不入之处。首先，在落实理想项目的顺序上，便发生歧见。举一个例，林语堂主张购买大量图书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而执委会诸人却主张尽早开学授课，以早日达到作育华裔子弟的目的，至于图书馆和实验室，似可一面开课一面充实，尤其建校经费有限，开学后可以学费收入补充后两者所需的费用。林语堂认为不可因陋就简，草草开课，使南大成为一所基础薄弱、设备贫乏的学校。其次，林语堂到任时校舍已经开始兴建，他发现校园布置和校舍功能的设计，与理想相去甚远，事前既无人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竟无置喙的余地。他认为正在施工中的图书馆中式建筑大而不当，浪费空间，主张更改部分设计以增加藏书空间及改善采光设备。尤其对于校舍未经他规划即迳行发包，而包商又是执委会中人，十分不满。 理念分歧，校长愤而离去
南洋华侨对于林语堂博士以及随他而来的教授们崇敬有加，视之犹如神仙下凡，为南大所托得人而庆幸，人人都翘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华文大学能够早日开学授课。他们很难了解为何办一间大学，还有比老师教课学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没想到用那一点一滴捐来的钱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这批国外学者专家之一顾。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林语堂开办大学的出发点是纯学术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读书人脾气，不通人情世故，颇不屑于商人出身的执委们的一些行事作风；虽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注6）。另一方面，华侨们办大学的目的是现实的，他们急于打开高中学生升学之门，以商人的立场自然也考虑到大学办成后的周边附加价值，例如带动附近市面繁荣，土地增值等。
这种理念的分歧，在林语堂向执委会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币一千万元的建校预算后，达到高峰。1955年2月17日，执委会开会讨论大学预算清单，结论是金额超过预期一倍，执委会无力再行筹措增加的资金，要求删减。林语堂则坚持不按预算执行，绝对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学府。这些大小争执，逐渐从会议室延伸到媒体上互相攻击（陈六使首先对报纸批评预算），更进而形成林、陈之间的对立。两人的公开交恶，难免没有小人从中挑拨的成分，而亲共的左派媒体也从中推波助澜，滥事批评，造成难以排解的心结。据说林语堂曾为外界批评一事质问陈六使，把他从客厅逼出后院，吓得他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注7）执委会与校长双方互不相让，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终于撕破了脸。林语堂宣布辞职，正式写信给执委会，要求结算他及他带来的教职员聘约三年的全部薪津。陈六使见事已至此，二话不说，拿出支票簿，签下叻币三十五万多元，一次付清。陈六使并未动用华侨捐献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这笔钜款。媒体报导此事后，坊间一时议论纷纷，对于林校长要求赔款之事半信半疑，认为他乃国际闻名的学者，如今跟陈六使闹翻，无非是争个「理」字或「气」字，当「理」或「气」得到公道后，一定会把这笔钱捐回给南大。1955年4月1日，林大师一行人搭机回美那天，华侨们还在期望他们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当着前来送行的陈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钱捐出。但是天真的华侨们失望了。
这个事件产生了后遗症，华侨们发现清高的教授们还是爱谈钱的，从此南大把教授当作雇员看待，教授聘书变成「雇用合约」，工作及离职条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权利义务则都向雇主──大学当局一面倒。林语堂离开后，执委会聘张天泽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推行校务。
在此顺便一提笔者认识的两位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人物。第一位是马大客座教授胡博渊博士（注8），笔者于1962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工学院陈鸿基教授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及匹兹堡大学）专攻矿冶及石油工程，抗战期间曾任贵州交通大学分校校长，1955年转任马大以前，曾短暂担任过南大理工学院院长。笔者与胡博士此后相交十余年，受教良多，1970年代他长居新加坡潜心礼佛后，才无缘再见。另外一位是笔者从小就认识的连士升先生（注9），他是先父民国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期间在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教书。战后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报（董事长陈六使）总主笔，南大创校时期兼任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连先生夫妇于1971年特自新加坡来怡保看望笔者一家，笑谈北平、香港及重庆往事甚是欢喜。 南大开课、华校生升学有门
1954年底，南大校舍陆续完工启用，1955年6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次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1957年陈六使六十岁诞辰那天，南大学生会在祝寿信中写道：
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先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久远。
1958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3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1959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执委会共同聘请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评议委员会来校考察，拟订报告，对南大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学生生活等分别提出批评及建议，作为改进校务的借镜。1962年，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成立。根据「南洋大学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十二州各推举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学教务会议及毕业生同学会各推举两人，共十九人，全体理事公推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1963年，入学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陈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为由请辞理事会主席（是年9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权），职务由槟城代表刘玉水暂代。次年，第二届理事会同意陈六使辞职，推举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继任。
在陈六使担任南大理事会主席的十二年间，对于校舍建筑、师资聘请、图书仪器之添购、教学品质之提升、学生学位之争取、校园福利之增进等方面，无不为学校的发展与前景竭尽心力。然而他的去职，多少还是与政府当局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有关。
1966年，南大依据马来亚大学王赓武教授的调查报告，改用新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同时改善教职员待遇，以提高教学水准。新加坡政府随即正式宣布给予南洋大学跟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1968年，教育部长王邦文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次年，聘请黄丽松博士为校长。不久，南大第四届理事会推举大华银行集团主席、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为理事会主席。1973年，黄丽松辞职转任香港大学校长，由公共行政学者薛寿生继任南大校长。1974年，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兼任校长，将南大行政、人事、学制、课程等进行彻底改革，并遵从政府双语并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语教学，南大逐渐去除以华文为主的大学特质。从这年起，南大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个决定引起马来西亚华侨团体的不满，因为当年南大建校，来自马来亚华社的捐款为数不少。1976年李昭铭离职，前台湾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继任。1978年，在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复招收马来西亚学生。不久，吴德耀校长辞职；因校长一职变动频繁影响校务之推行，理事会决定不再聘请校长。
南大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生，与新大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吗？答案是不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1970年代以前毕业的旧制南大生，其学位仍旧不被承认。第二、南大入学生大多是华校高中毕业生，大学课程又率多以中文讲授，其毕业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毕业生。第三、说英语的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左倾份子，他们效忠中国，因此不被信任。当然这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毕业生多人，他们中英文俱佳，素质均极优秀。 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新加坡的历史，可是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生」被视为思想左倾，有其历史渊源，乃不得不就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华族社会介入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经过，略加叙述。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27年，总部在新加坡，身份合法。马共领袖份子包含不满英国统治的华校教师、学生、工会头头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供给马共武器，利用他们打游击战，称他们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大战结束后，英军命令这支部队缴回武器自行解散，他们阳奉阴违，缴还了一部分枪枝，却带着其他武器转入地下。1945至48年间，马共采取宣传与渗透手段，利用战后物资缺乏、百姓生活艰难的环境，向华人（主要对象是学生及工人）灌输不满现实及反对英国统治的思想。1947年一年间，马共策动了三百多次工潮，藉机扰乱社会秩序，以致该年被称为「罢工年」。1948年，马共升高抗争手段，实行武装叛乱，四处破坏马来亚的橡胶园、锡矿，杀死白人园主、矿主，袭击警局、火车、运输卡车等公共设施，目的是要造成工人失业加入马共。英国于这年宣布马共为非法，马来亚及新加坡同时进入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 即戒严），由英军主导展开剿共行动，双方伤亡甚大，连总督邓普勒爵士（Sir Templer）都在公路上中伏被殂身亡。至1960年代，马共终于在英军强大压力及坚壁清野的扫荡下，退至马来亚北部边境。马共在马来亚无法立足后，又回头转入新加坡地下从事颠覆工作。他们煽动华校教师及在学学生、进不了新加坡大学或找不到好工作的华校毕业生、不满待遇的工人们，一齐起来推翻殖民政府，脱离英国统治，寻求新加坡独立。 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民主
早期的新加坡政府由一小撮英国白人管理：总督（英王代表）、辅政司（行政）、律政司（司法）；以下的官员依次是白人、英藉印度人、英藉土生华人、和受英文教育说英语的华人。政府下面有一个议会，议员九人中有六人是白人、三人是华人，全部是官派的。这种形态的政府如何有能力去抵挡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英国人为平抚反英风潮，乃略开门缝，容许有限度的民主。1948年，举行第一次六位非官守立法议员的选举。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出来竞选赢得三席，其余三席为独立参选人取得。进步党的党魁是陈清才，党员大多是律师、医生等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态度温和，愿意在有限度的自主下同英国人合作。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有资格投票，一般百姓对选举一无所知，所以投票率极低。这次选举办得好像是英国统治者和生活过得不错的英语智识份子（所谓高等华人）之间的一场游戏。
反殖民激进人士和华裔智识份子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假民主。1954年底（约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之时），马绍尔（David Marshall）的新加坡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 简称SLF），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PAP）先后成立。这两位代表不同族群的律师民运人物，异口同声地呼吁改善非白人公务员的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及增加工资、以及要求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英国政府不得不再移开脚步，根据林德爵士的宪制建议，改组新加坡政府为有限度的自治政府（Limited Self-government）：设立由本地人担任的首席部长、六名本地人部长及三名英国人部长（仍旧控制财政、外交及国防）；议会改为立法议院，九人部长会议对立法议院负责；增加官派及民选议员的人数。然而，在新的政府架构下，总督仍旧握有最高权力，他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新宪制定于下届选举（1955年）后实施。
1955年4月大选（林语堂离开数星期之后），十二万新加坡人出席投票（约二十万外来移民无权投票），政府属意的进步党失败，劳工阵线当选十席，人民行动党得三席，马绍尔出任第一届首席部长，与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简称UMNO）和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简称MCA）联合执政。李光耀成为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由于掌握有限度自治政府的英国人对马绍尔诸多肘制，马绍尔失望之余，带了各政党代表跑到伦敦去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完全自治。他失败了，回到新加坡后即宣布辞职，由劳工阵线副党魁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林出身于政府文员及职工会，当时身兼劳工部长，颇得英语源流民众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与马共的纠葛
人民行动党标榜为「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政党」。「非共」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虽不同意但不反对共产党」，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区别却在实行上存在着灰色地带。人民行动党为适应社会潮流建立这样的党纲后，急于得到一般大众，尤其是华人的认同。基本上它的领袖们大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领阶级，他们接触民众的范围颇为有限。李光耀认为英校生和马来人缺乏坚定信仰，组织力也无法与华校生匹敌，不设法跟「说华语」和「说方言」的华族建立关系将注定赢不了选举。为了1955年的大选，李光耀拉拢了几位暗中受共党指挥的职工会领袖加入他的党参加选举。至此，人民行动党自我塑造为「多元种族、多重语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价，竟是甘心被利用为掩护共党份子参与政治的工具。这虽是选举策略，却非常危险，稍一不慎，极可能遭到没顶的命运。说华语和方言的参选人果然顺利当选进入立法议院，共产份子从此得以在殿堂之中放言高论，与场外民众里应外合，制造反对殖民地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资本家、反对帮助英国剥削人民的本地商人的煽动言论。曾几何时，以说英语为主的人民行动党，其基层党员和支持他们的人，逐渐变成清一色说华语和方言的群众。党内亲共份子四出鼓动工潮学潮，在1955年4至7月的三个月期间，竟然发生工潮二百余次。人民行动党被政敌批评，为了夺权，竟然坐视党内亲共份子制造流血暴乱。
1956年9月，也就是南洋大学开学半年之后，林有福政府开始采取行动肃清共党。他下令解散了几个亲共的社团，拘捕共产统一战线的领袖，包括几名华校的教务及训育主任。不久后吊销了左派最有势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几天后又关闭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这些行动触怒了全新加坡的学生与工人，终于引发10月26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上千人被捕的大暴动。人民行动党党员被捕的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人（他们被关至1959年6月4日李光耀就任总理前夕，公开宣布非共，才被释放）。
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领袖再度前赴伦敦，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在完全自治政府（Full Self-government）架构设计下，英国人只控制警察、军队、和外交。首席部长改为总理。所有部长均为新加坡人，立法会议员全部民选，新加坡成为新加坡邦（State of Singapore），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总督由非英藉的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担任。
这年8月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同年，新加坡通过公民权法案，合法选民人数增加到三十万人以上。1959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囊括了五十一个议员席位的四十三席。党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任总理，六个月之后，马来裔的尤索夫伊萨（Yusoff Ishak）接替总督顾德爵士，出任新加坡元首。
1961年初，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议组织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汶莱的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经过两年多的折冲谈判，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汶莱没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开始清除党内亲共份子。1964年4月，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挑战马华公会的华人支持度。开票结果马华公会赢得二十七席，人民行动党仅得一席。7月及9月，由于巫统激烈份子的挑拨以及马来亚联邦政府军警的偏袒（此时新加坡已无军警控制权），新加坡发生两次巫裔、华裔种族流血冲突。1965年5月，李光耀呼吁联邦政府公平处理种族问题，倡言「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要求取代马华公会加入联邦政府以代表华人。马来西亚执政党非常不满这种言论，惧怕势力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将会影响大马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效忠心。巫统秘书长赛查花阿峇（Syed Jaafar Albar）公开指责李光耀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是马来亚人民的敌人，存心要摧毁马来西亚。」李光耀控告赛查花及巫统喉舌《马来亚前锋报》诽谤。7月，联邦首相东姑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大马以维持马来亚半岛的种族和谐。8月9日，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另一个独立国家。9月，联合国大会接纳新加坡为会员。 陈六使「蔑视政府」终被惩罚
陈六使之不见谅于李光耀总理，远因始自1955年人民行动党的亲共立法议员林清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得到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中华总商会下面有许多传统的宗亲会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林清祥因而得到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所谓「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拥护，一时声名大噪。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也大声疾呼，反对修改华文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李光耀的眼中，1950年代的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注10）
到了1959年，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跟高中「华校生」一样不为政府机构接纳，而大学生较高的智识水准，无形中升高了政治与教育问题的敏感性。政府将南大毕业生的困境归咎于南大学术水准太低，认为理事会干涉校务太多才是南大不能进步的主因。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则指责政府歧视华文教育无异于英国统治传统。李光耀认为陈六使委任亲共的庄竹林为南大校长及增加招生人数是蓄意蔑视政府。四十年后李光耀回忆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新加坡政府也让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相信，占南大学生半数的马来亚学生中，有不少左翼领袖及闹事份子。
至于李光耀极端不满陈六使的近因，则与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新加坡举行的全民投票有关。1961年，以林清祥为首的亲共份子以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为由，集体退出人民行动党，加入李绍祖的社会主义阵线（Socialist Front 或称社阵）。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应否与马来亚合并。人民行动党主张保留自主权的合并，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亚「国民」，国防、外交与内部安全由马来亚负责。社阵反对如此沦为二等公民的合并，主张要合并的话，新加坡公民就必须与马来亚公民完全平等，否则就应宣告自治独立。由于选票的设计不具反对合并的选择，社阵认为执政党有明显预设立场，乃鼓动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议。陈六使和南大学生团体响应社阵的主张。政府随即提出警告，如多数人投空白票，将被视为赞同与马来亚无条件合并，如此则三十多万非新加坡出生的人民将可能失去公民权。这样一来，许多原来支持社阵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等纷纷转向。开票结果，约百分之七十四赞成人民行动党的合并方式，李光耀记下了社阵及其支持者的这笔帐。次年（1963）2月，政府大举逮捕各政党的亲共份子，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九十七人被抓。同年9月大选，社阵参选人中有三名南大学生。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选上三十七席（社阵十三席，人民党一席），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多年后，李光耀回忆说：「他的公民权是申请得来的。我的公署发表声明说：『政府认定，任何一个人不论他财势多大、地位多高、身份有多重要，如果他充当共产党人的帮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就一定要受惩罚……他既公开又露骨地介入这次选举，以所谓维护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这些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阵线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几天后，二十名南大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三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 陈六使走入历史，华教继续努力
陈六使于1964年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后，南大校园中反对政府的声浪未稍停歇。1966年政府宣布，如果南洋大学改变学制提高教学素质，政府将给予与新加坡大学同等的经费和待遇。部分南大学生并不领情，认为政府给予同等待遇不应提出附带条件干涉校政。
1972年9月11日凌晨，陈六使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寿七十六岁。笔者于当日上午即率领大石水泥公司数名高级职员代表全体员工，从怡保飞往新加坡致祭。抵达时，陈府已在前院搭起凉棚供奉鲜花遗照，我们上香鞠躬后，即由大石常务董事，六使次子永顺引导落座。此时只见机关、团体、个人，以及国外公私友人前来上香祭拜者，络绎不绝，尤以华族社会之商会、同乡会馆为最。南大学生及事业有成的校友前来行礼的不计其数，他们人人面容哀戚，祭拜后在旁静坐。我们这些直属机构的员工们每晨上香，每晚守灵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喜欢议论的华侨同乡们又在座中猜测，值此亡者入土为安的最后一刻，李光耀总理是否会派代表前来致意，或者会捐弃前嫌，把九年前褫夺的新加坡公民权象征性地物归原主。他们自然是失望了。陈六使当年向殖民政府要求人民拥有公民权的行动，使英国当局不敢视华侨居民为刍狗，如今自己在斯土居住六十年后，竟以无国籍抱恨而终，宁非是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一大讽刺？
出殡前夕的9月14日深夜，凉棚下贴满国内外发来唁电的墙壁上，忽然飞来一只黄色大蝴蝶。它在电报纸面上忽栖忽起，擦擦撞撞，上下飞舞，好似在逐字点读电报。一位福建老先生轻轻地说：「六使回来了。」我们不禁合十默祷。良久，黄蝴蝶向黑夜冉冉飞去，缓缓地离开了众人的视线。9月15日出殡，参加执绋者达七千余人。
1974年6月15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同侨敬献赞词曰： 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 白手成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
南大学生会第五届理事会在哀思信中写道：「回溯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苦心，任劳任怨，奔走筹款，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段光荣灿烂的奋斗史，令人难以忘怀。南洋大学之有今日成就，陈先生贡献孔钜。」
── 陶恒生 ──
民国四十八年（1959）二月，笔者从台湾到马来亚吉隆坡，服务于马来亚工矿公司峇都急水泥厂，1963年5月转职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马来亚一共工作了十八年，直到1977年4月，才离开这个我全家视为第二故乡的美丽的南洋之国。在这十八年期间，笔者以一个外侨的身份，亲眼见到马来亚、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党政治的演进，包括新、马的重要选举、紧急状态的结束（1960）、大马成立（1963）、新加坡加入大马（1963）与退出（1965）、印尼苏卡诺政府恫言「粉碎马来西亚」（1963-64）、「五一三事件」（1969年的严重华巫流血冲突）、马来西亚东姑首相下台（1970）、华文教育风波（1972）……等一连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新加坡，董事长是新加坡富商、华侨领袖陈六使先生。陈董事长每隔半年从新加坡飞来怡保主持董事会议，会后视察工厂总是由笔者（时任厂长）陪同，他说厦门闽南话，我则以不甚流利的台湾话跟他交谈。有一次他问我：「苦力工唔够用呒？」吓了我一大跳。其实他是在问我薪水够不够用，这好比大陆管薪水叫「工资」、香港叫「粮银」一样，并无轻侮之意。事实上早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码头苦力或建筑工人的，所在多有。马来亚工矿公司的老板拿督斯里林添良，在发迹成为大建筑家之前，做过建筑工人。陈六使也从不讳言他十几岁来南洋在橡胶园当割胶工人的往事。他们早年都是靠赚「苦力工」养家活口的。
我听到陈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开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陈六使与林语堂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建校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还在余波荡漾，因此听到不少关于他为造福华侨子弟而创办华文大学的事迹。等到我进大石，刚好碰上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政府取消，护照被注销，顿时丧失了国籍。从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离，飞机航程一个多小时，陈六使却需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申请一张无国籍的的马来亚入境签证。那时我对于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印象，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带着穿开领白衬衫的阁员们出席就任典礼，然后每个星期天带着阁员们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劳动工作。
林语堂认为陈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认为他是华人「沙文主义者」而剥夺其公民权，陈六使到底是何许人也？ 胶园工人出身的陈六使
陈六使，福建人，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八日生于同安县集美村，幼年就读于村中集美小学。1916年随胞兄文确南渡马来亚谋生，据说他本名陈文使，因登岸填写表格笔划不清而误为「六使」。六使先在乡长陈嘉庚（注1）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以工作勤奋，又读过书，半年后调至新加坡工厂任文员学习买卖。1924年陈六使二十七岁，已经熟谙胶园种植技术和橡胶买卖等作业，乃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陈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1929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幸能渡过。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是年当选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1939年欧战爆发，橡胶顿时成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战略物资，益和公司的业务随着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抗战初期，陈六使拥护祖国抵御日本侵略，积极参与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抗日捐款及救国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马来亚及新加坡。次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投降，树胶业务全部停顿。1945年大战结束，新、马重新回到英国怀抱，益和公司亦恢复营业。随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苏，陈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注2）的南益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新、马最大的两家橡胶企业集团。1948年韩战爆发，橡胶输出业务达到最高峰。除橡胶外，陈六使尚投资于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事业，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华侨商界领袖。
陈六使不但善于经营工商企业，也十分投入社会公益及热爱中华文化，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活动。他于战后历任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多年。由于身受少年失学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练，倍觉艰辛。迨至壮年事业有成，在侨界崭露头角之后，对于教育的提倡与资助不遗余力；尤其出钱出力，兴建与扩充华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从不后人。他于1949年继陈嘉庚出任福建会馆第十届主席，至1972年第二十届卸任，曾兼任会馆属下的道南、爱同、崇侨、光华、南侨五间华校的董事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注3），捐助华侨社会各种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巨额款项不计其数。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1924年，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曾联合新加坡华人领袖及社团会馆，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新加坡华人及其他族群居民应有的合法公民权利。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机场」）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人非但在战争期间未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战后且回来继续大施剥削，新、马人民应该站起来为争取公民权益而奋斗。1953年，陈六使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殖民政府制宪委员会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为日后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权，铺开道路。他说明他的态度：「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而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并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传统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英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建立东印度公司贸易基地。1824年英国人把新加坡、槟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组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总督统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统，百余年来完全延用英国制度，因此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教员、洋行职员等，除了高级官员及主管是英国人外，其他中低层职位几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即所谓「英校生」），以及一些来自印度或锡兰的英藉子民担任。1860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会馆，1906年开始兴办第一间华文学校供华人子弟就读。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是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子弟（所谓「华校生」），在新、马没有地位，进不了政府机构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被读英文说英语、具有强烈优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视。 发动创办华文大学
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按当时的汇率约美金一百七十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承诺捐出座落于裕廊律（路），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一大片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福建会馆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三十。陈、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侨社会热烈响应，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商联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达二百七十九家。2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邀请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筹划建校事宜。新加坡、马来亚各界呼吁捐款建校的运动随即展开，华侨居民们无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来。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贩们更发动各种「义卖」活动：三轮车「义踏」、的士（计程车）「义驶」、理发师「义剪」、大排挡「义炒」……等等，收下的义款虽然是些零星小钞，却是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而这些义举更刺激带动了大商号、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献。4月，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揭示创立大学的宗旨：（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并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两大特质：（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注4）。新马为多元民族（包括华、巫、印、英、欧亚各族）共处的社会，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视华族在制造单一族群的势力，后面两项特质的宣示，是非常周到而必要的。5月5日，南洋大学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形态正式获得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准许注册，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随即展开，并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举陈六使任主席。6月，南大执委会正式接受福建会馆捐赠的裕廊「云南园」建校土地。7月26日，南洋大学正式在裕廊校址举行奠基典礼，开始兴建校舍。图书馆大楼采用中国宫殿式的设计，红柱白墙，充分显现海外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与向往。陈六使在典礼上慷慨发言道：「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后来也常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试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仍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士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壮哉斯言！ 敦聘林语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长
为了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第一流的华文大学，南大执委会决定向国外敦请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长。执委会的第一人选是前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于1949年大陆沦共前赴美，1953年刚自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卸任，赴台湾短期讲学，婉谢邀请。再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他正在美国以清华基金协助在美学人作研究，没有成功。最后请到了在美国办《天风》杂志的世界级大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博士。林博士与南洋福建华侨颇有渊源，原来他也是闽南人，早年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当过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后立即在美国招兵买马，网罗了一批优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包括黎东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渊博士、严文郁博士等人），于1954年10月欣然就道，前来新加坡上任。林语堂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师」的美誉，其学识与眼界自然不同凡向，对于兴建南洋大学具有崇高的宏观与抱负。然而他久居美国，对于椰风蕉雨的南洋社会环境，以及华人成长与奋斗的历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195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统治。林语堂到任的这一年，正值华文中学师生为反对强制服国民兵役而与政府闹得不可开交之际，5月间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学生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扰乱秩序及蔑视政府之罪。林语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时候，案子还未了结。这次反政府事件，显现左派份子操纵华校鼓动学潮的实力，影响所及，民族主义抬头，华人社团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压制。这股力量逐渐从学校发展到工会、会馆、同业公会……，逐渐延伸至华人社会各个阶层。是时韩战结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帜漂洋过海而来，左倾份子们「反对殖民统治」、「清除所有帝国主义的特权」、「摆脱一切外国的控制」……等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来自美国的，反共的林语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语堂一行人于10月2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由陈六使、连瀛洲、高德根等华侨领袖们陪同，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会议，宣布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和方针。创学宗旨是：一、学生必须学贯中西，所学能有所用；二、设立文学、商学及理工三个学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长。办学方针是：提倡电化教育、办理成人教育、设立奖学金、实行导师制、创设大学出版部、提倡学术研究、与欧美大学交换教授、兼收男女学生。校长视事之后，对执委会提出他的办学理念：一、行政方面，实行分层负责制度，大学行政由校长全权负责；二、教务方面，教授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与政治彻底绝缘；财务方面，力求预算完整，财源充裕，开支公正平均。（注5）
站在纯教育立场，林校长所揭橥的精神和计画，的确是创办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条件，无懈可击。然而在现实环境里，带着几分「智识份子的骄傲」的林校长，他的期望与南洋华侨们的单纯想法存在着先天上的差距，以至与身负监督创校责任的南大执委会之间，时现格格不入之处。首先，在落实理想项目的顺序上，便发生歧见。举一个例，林语堂主张购买大量图书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而执委会诸人却主张尽早开学授课，以早日达到作育华裔子弟的目的，至于图书馆和实验室，似可一面开课一面充实，尤其建校经费有限，开学后可以学费收入补充后两者所需的费用。林语堂认为不可因陋就简，草草开课，使南大成为一所基础薄弱、设备贫乏的学校。其次，林语堂到任时校舍已经开始兴建，他发现校园布置和校舍功能的设计，与理想相去甚远，事前既无人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竟无置喙的余地。他认为正在施工中的图书馆中式建筑大而不当，浪费空间，主张更改部分设计以增加藏书空间及改善采光设备。尤其对于校舍未经他规划即迳行发包，而包商又是执委会中人，十分不满。 理念分歧，校长愤而离去
南洋华侨对于林语堂博士以及随他而来的教授们崇敬有加，视之犹如神仙下凡，为南大所托得人而庆幸，人人都翘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华文大学能够早日开学授课。他们很难了解为何办一间大学，还有比老师教课学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没想到用那一点一滴捐来的钱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这批国外学者专家之一顾。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林语堂开办大学的出发点是纯学术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读书人脾气，不通人情世故，颇不屑于商人出身的执委们的一些行事作风；虽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注6）。另一方面，华侨们办大学的目的是现实的，他们急于打开高中学生升学之门，以商人的立场自然也考虑到大学办成后的周边附加价值，例如带动附近市面繁荣，土地增值等。
这种理念的分歧，在林语堂向执委会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币一千万元的建校预算后，达到高峰。1955年2月17日，执委会开会讨论大学预算清单，结论是金额超过预期一倍，执委会无力再行筹措增加的资金，要求删减。林语堂则坚持不按预算执行，绝对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学府。这些大小争执，逐渐从会议室延伸到媒体上互相攻击（陈六使首先对报纸批评预算），更进而形成林、陈之间的对立。两人的公开交恶，难免没有小人从中挑拨的成分，而亲共的左派媒体也从中推波助澜，滥事批评，造成难以排解的心结。据说林语堂曾为外界批评一事质问陈六使，把他从客厅逼出后院，吓得他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注7）执委会与校长双方互不相让，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终于撕破了脸。林语堂宣布辞职，正式写信给执委会，要求结算他及他带来的教职员聘约三年的全部薪津。陈六使见事已至此，二话不说，拿出支票簿，签下叻币三十五万多元，一次付清。陈六使并未动用华侨捐献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这笔钜款。媒体报导此事后，坊间一时议论纷纷，对于林校长要求赔款之事半信半疑，认为他乃国际闻名的学者，如今跟陈六使闹翻，无非是争个「理」字或「气」字，当「理」或「气」得到公道后，一定会把这笔钱捐回给南大。1955年4月1日，林大师一行人搭机回美那天，华侨们还在期望他们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当着前来送行的陈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钱捐出。但是天真的华侨们失望了。
这个事件产生了后遗症，华侨们发现清高的教授们还是爱谈钱的，从此南大把教授当作雇员看待，教授聘书变成「雇用合约」，工作及离职条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权利义务则都向雇主──大学当局一面倒。林语堂离开后，执委会聘张天泽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推行校务。
在此顺便一提笔者认识的两位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人物。第一位是马大客座教授胡博渊博士（注8），笔者于1962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工学院陈鸿基教授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及匹兹堡大学）专攻矿冶及石油工程，抗战期间曾任贵州交通大学分校校长，1955年转任马大以前，曾短暂担任过南大理工学院院长。笔者与胡博士此后相交十余年，受教良多，1970年代他长居新加坡潜心礼佛后，才无缘再见。另外一位是笔者从小就认识的连士升先生（注9），他是先父民国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期间在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教书。战后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报（董事长陈六使）总主笔，南大创校时期兼任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连先生夫妇于1971年特自新加坡来怡保看望笔者一家，笑谈北平、香港及重庆往事甚是欢喜。 南大开课、华校生升学有门
1954年底，南大校舍陆续完工启用，1955年6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次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1957年陈六使六十岁诞辰那天，南大学生会在祝寿信中写道：
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先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久远。
1958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3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1959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执委会共同聘请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评议委员会来校考察，拟订报告，对南大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学生生活等分别提出批评及建议，作为改进校务的借镜。1962年，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成立。根据「南洋大学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十二州各推举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学教务会议及毕业生同学会各推举两人，共十九人，全体理事公推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1963年，入学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陈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为由请辞理事会主席（是年9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权），职务由槟城代表刘玉水暂代。次年，第二届理事会同意陈六使辞职，推举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继任。
在陈六使担任南大理事会主席的十二年间，对于校舍建筑、师资聘请、图书仪器之添购、教学品质之提升、学生学位之争取、校园福利之增进等方面，无不为学校的发展与前景竭尽心力。然而他的去职，多少还是与政府当局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有关。
1966年，南大依据马来亚大学王赓武教授的调查报告，改用新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同时改善教职员待遇，以提高教学水准。新加坡政府随即正式宣布给予南洋大学跟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1968年，教育部长王邦文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次年，聘请黄丽松博士为校长。不久，南大第四届理事会推举大华银行集团主席、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为理事会主席。1973年，黄丽松辞职转任香港大学校长，由公共行政学者薛寿生继任南大校长。1974年，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兼任校长，将南大行政、人事、学制、课程等进行彻底改革，并遵从政府双语并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语教学，南大逐渐去除以华文为主的大学特质。从这年起，南大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个决定引起马来西亚华侨团体的不满，因为当年南大建校，来自马来亚华社的捐款为数不少。1976年李昭铭离职，前台湾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继任。1978年，在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复招收马来西亚学生。不久，吴德耀校长辞职；因校长一职变动频繁影响校务之推行，理事会决定不再聘请校长。
南大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生，与新大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吗？答案是不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1970年代以前毕业的旧制南大生，其学位仍旧不被承认。第二、南大入学生大多是华校高中毕业生，大学课程又率多以中文讲授，其毕业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毕业生。第三、说英语的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左倾份子，他们效忠中国，因此不被信任。当然这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毕业生多人，他们中英文俱佳，素质均极优秀。 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新加坡的历史，可是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生」被视为思想左倾，有其历史渊源，乃不得不就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华族社会介入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经过，略加叙述。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27年，总部在新加坡，身份合法。马共领袖份子包含不满英国统治的华校教师、学生、工会头头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供给马共武器，利用他们打游击战，称他们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大战结束后，英军命令这支部队缴回武器自行解散，他们阳奉阴违，缴还了一部分枪枝，却带着其他武器转入地下。1945至48年间，马共采取宣传与渗透手段，利用战后物资缺乏、百姓生活艰难的环境，向华人（主要对象是学生及工人）灌输不满现实及反对英国统治的思想。1947年一年间，马共策动了三百多次工潮，藉机扰乱社会秩序，以致该年被称为「罢工年」。1948年，马共升高抗争手段，实行武装叛乱，四处破坏马来亚的橡胶园、锡矿，杀死白人园主、矿主，袭击警局、火车、运输卡车等公共设施，目的是要造成工人失业加入马共。英国于这年宣布马共为非法，马来亚及新加坡同时进入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 即戒严），由英军主导展开剿共行动，双方伤亡甚大，连总督邓普勒爵士（Sir Templer）都在公路上中伏被殂身亡。至1960年代，马共终于在英军强大压力及坚壁清野的扫荡下，退至马来亚北部边境。马共在马来亚无法立足后，又回头转入新加坡地下从事颠覆工作。他们煽动华校教师及在学学生、进不了新加坡大学或找不到好工作的华校毕业生、不满待遇的工人们，一齐起来推翻殖民政府，脱离英国统治，寻求新加坡独立。 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民主
早期的新加坡政府由一小撮英国白人管理：总督（英王代表）、辅政司（行政）、律政司（司法）；以下的官员依次是白人、英藉印度人、英藉土生华人、和受英文教育说英语的华人。政府下面有一个议会，议员九人中有六人是白人、三人是华人，全部是官派的。这种形态的政府如何有能力去抵挡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英国人为平抚反英风潮，乃略开门缝，容许有限度的民主。1948年，举行第一次六位非官守立法议员的选举。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出来竞选赢得三席，其余三席为独立参选人取得。进步党的党魁是陈清才，党员大多是律师、医生等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态度温和，愿意在有限度的自主下同英国人合作。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有资格投票，一般百姓对选举一无所知，所以投票率极低。这次选举办得好像是英国统治者和生活过得不错的英语智识份子（所谓高等华人）之间的一场游戏。
反殖民激进人士和华裔智识份子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假民主。1954年底（约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之时），马绍尔（David Marshall）的新加坡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 简称SLF），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PAP）先后成立。这两位代表不同族群的律师民运人物，异口同声地呼吁改善非白人公务员的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及增加工资、以及要求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英国政府不得不再移开脚步，根据林德爵士的宪制建议，改组新加坡政府为有限度的自治政府（Limited Self-government）：设立由本地人担任的首席部长、六名本地人部长及三名英国人部长（仍旧控制财政、外交及国防）；议会改为立法议院，九人部长会议对立法议院负责；增加官派及民选议员的人数。然而，在新的政府架构下，总督仍旧握有最高权力，他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新宪制定于下届选举（1955年）后实施。
1955年4月大选（林语堂离开数星期之后），十二万新加坡人出席投票（约二十万外来移民无权投票），政府属意的进步党失败，劳工阵线当选十席，人民行动党得三席，马绍尔出任第一届首席部长，与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简称UMNO）和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简称MCA）联合执政。李光耀成为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由于掌握有限度自治政府的英国人对马绍尔诸多肘制，马绍尔失望之余，带了各政党代表跑到伦敦去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完全自治。他失败了，回到新加坡后即宣布辞职，由劳工阵线副党魁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林出身于政府文员及职工会，当时身兼劳工部长，颇得英语源流民众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与马共的纠葛
人民行动党标榜为「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政党」。「非共」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虽不同意但不反对共产党」，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区别却在实行上存在着灰色地带。人民行动党为适应社会潮流建立这样的党纲后，急于得到一般大众，尤其是华人的认同。基本上它的领袖们大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领阶级，他们接触民众的范围颇为有限。李光耀认为英校生和马来人缺乏坚定信仰，组织力也无法与华校生匹敌，不设法跟「说华语」和「说方言」的华族建立关系将注定赢不了选举。为了1955年的大选，李光耀拉拢了几位暗中受共党指挥的职工会领袖加入他的党参加选举。至此，人民行动党自我塑造为「多元种族、多重语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价，竟是甘心被利用为掩护共党份子参与政治的工具。这虽是选举策略，却非常危险，稍一不慎，极可能遭到没顶的命运。说华语和方言的参选人果然顺利当选进入立法议院，共产份子从此得以在殿堂之中放言高论，与场外民众里应外合，制造反对殖民地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资本家、反对帮助英国剥削人民的本地商人的煽动言论。曾几何时，以说英语为主的人民行动党，其基层党员和支持他们的人，逐渐变成清一色说华语和方言的群众。党内亲共份子四出鼓动工潮学潮，在1955年4至7月的三个月期间，竟然发生工潮二百余次。人民行动党被政敌批评，为了夺权，竟然坐视党内亲共份子制造流血暴乱。
1956年9月，也就是南洋大学开学半年之后，林有福政府开始采取行动肃清共党。他下令解散了几个亲共的社团，拘捕共产统一战线的领袖，包括几名华校的教务及训育主任。不久后吊销了左派最有势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几天后又关闭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这些行动触怒了全新加坡的学生与工人，终于引发10月26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上千人被捕的大暴动。人民行动党党员被捕的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人（他们被关至1959年6月4日李光耀就任总理前夕，公开宣布非共，才被释放）。
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领袖再度前赴伦敦，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在完全自治政府（Full Self-government）架构设计下，英国人只控制警察、军队、和外交。首席部长改为总理。所有部长均为新加坡人，立法会议员全部民选，新加坡成为新加坡邦（State of Singapore），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总督由非英藉的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担任。
这年8月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同年，新加坡通过公民权法案，合法选民人数增加到三十万人以上。1959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囊括了五十一个议员席位的四十三席。党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任总理，六个月之后，马来裔的尤索夫伊萨（Yusoff Ishak）接替总督顾德爵士，出任新加坡元首。
1961年初，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议组织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汶莱的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经过两年多的折冲谈判，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汶莱没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开始清除党内亲共份子。1964年4月，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挑战马华公会的华人支持度。开票结果马华公会赢得二十七席，人民行动党仅得一席。7月及9月，由于巫统激烈份子的挑拨以及马来亚联邦政府军警的偏袒（此时新加坡已无军警控制权），新加坡发生两次巫裔、华裔种族流血冲突。1965年5月，李光耀呼吁联邦政府公平处理种族问题，倡言「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要求取代马华公会加入联邦政府以代表华人。马来西亚执政党非常不满这种言论，惧怕势力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将会影响大马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效忠心。巫统秘书长赛查花阿峇（Syed Jaafar Albar）公开指责李光耀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是马来亚人民的敌人，存心要摧毁马来西亚。」李光耀控告赛查花及巫统喉舌《马来亚前锋报》诽谤。7月，联邦首相东姑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大马以维持马来亚半岛的种族和谐。8月9日，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另一个独立国家。9月，联合国大会接纳新加坡为会员。 陈六使「蔑视政府」终被惩罚
陈六使之不见谅于李光耀总理，远因始自1955年人民行动党的亲共立法议员林清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得到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中华总商会下面有许多传统的宗亲会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林清祥因而得到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所谓「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拥护，一时声名大噪。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也大声疾呼，反对修改华文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李光耀的眼中，1950年代的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注10）
到了1959年，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跟高中「华校生」一样不为政府机构接纳，而大学生较高的智识水准，无形中升高了政治与教育问题的敏感性。政府将南大毕业生的困境归咎于南大学术水准太低，认为理事会干涉校务太多才是南大不能进步的主因。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则指责政府歧视华文教育无异于英国统治传统。李光耀认为陈六使委任亲共的庄竹林为南大校长及增加招生人数是蓄意蔑视政府。四十年后李光耀回忆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新加坡政府也让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相信，占南大学生半数的马来亚学生中，有不少左翼领袖及闹事份子。
至于李光耀极端不满陈六使的近因，则与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新加坡举行的全民投票有关。1961年，以林清祥为首的亲共份子以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为由，集体退出人民行动党，加入李绍祖的社会主义阵线（Socialist Front 或称社阵）。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应否与马来亚合并。人民行动党主张保留自主权的合并，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亚「国民」，国防、外交与内部安全由马来亚负责。社阵反对如此沦为二等公民的合并，主张要合并的话，新加坡公民就必须与马来亚公民完全平等，否则就应宣告自治独立。由于选票的设计不具反对合并的选择，社阵认为执政党有明显预设立场，乃鼓动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议。陈六使和南大学生团体响应社阵的主张。政府随即提出警告，如多数人投空白票，将被视为赞同与马来亚无条件合并，如此则三十多万非新加坡出生的人民将可能失去公民权。这样一来，许多原来支持社阵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等纷纷转向。开票结果，约百分之七十四赞成人民行动党的合并方式，李光耀记下了社阵及其支持者的这笔帐。次年（1963）2月，政府大举逮捕各政党的亲共份子，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九十七人被抓。同年9月大选，社阵参选人中有三名南大学生。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选上三十七席（社阵十三席，人民党一席），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多年后，李光耀回忆说：「他的公民权是申请得来的。我的公署发表声明说：『政府认定，任何一个人不论他财势多大、地位多高、身份有多重要，如果他充当共产党人的帮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就一定要受惩罚……他既公开又露骨地介入这次选举，以所谓维护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这些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阵线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几天后，二十名南大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三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 陈六使走入历史，华教继续努力
陈六使于1964年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后，南大校园中反对政府的声浪未稍停歇。1966年政府宣布，如果南洋大学改变学制提高教学素质，政府将给予与新加坡大学同等的经费和待遇。部分南大学生并不领情，认为政府给予同等待遇不应提出附带条件干涉校政。
1972年9月11日凌晨，陈六使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寿七十六岁。笔者于当日上午即率领大石水泥公司数名高级职员代表全体员工，从怡保飞往新加坡致祭。抵达时，陈府已在前院搭起凉棚供奉鲜花遗照，我们上香鞠躬后，即由大石常务董事，六使次子永顺引导落座。此时只见机关、团体、个人，以及国外公私友人前来上香祭拜者，络绎不绝，尤以华族社会之商会、同乡会馆为最。南大学生及事业有成的校友前来行礼的不计其数，他们人人面容哀戚，祭拜后在旁静坐。我们这些直属机构的员工们每晨上香，每晚守灵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喜欢议论的华侨同乡们又在座中猜测，值此亡者入土为安的最后一刻，李光耀总理是否会派代表前来致意，或者会捐弃前嫌，把九年前褫夺的新加坡公民权象征性地物归原主。他们自然是失望了。陈六使当年向殖民政府要求人民拥有公民权的行动，使英国当局不敢视华侨居民为刍狗，如今自己在斯土居住六十年后，竟以无国籍抱恨而终，宁非是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一大讽刺？
出殡前夕的9月14日深夜，凉棚下贴满国内外发来唁电的墙壁上，忽然飞来一只黄色大蝴蝶。它在电报纸面上忽栖忽起，擦擦撞撞，上下飞舞，好似在逐字点读电报。一位福建老先生轻轻地说：「六使回来了。」我们不禁合十默祷。良久，黄蝴蝶向黑夜冉冉飞去，缓缓地离开了众人的视线。9月15日出殡，参加执绋者达七千余人。
1974年6月15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同侨敬献赞词曰： 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 白手成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
南大学生会第五届理事会在哀思信中写道：「回溯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苦心，任劳任怨，奔走筹款，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段光荣灿烂的奋斗史，令人难以忘怀。南洋大学之有今日成就，陈先生贡献孔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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