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閩學對台灣的影響

朱熹閩學對台灣的影響羅小平（福建省南平市委台辦）

1)、「夷夏之辨」，捍衛中華 2)二、「民胞物與」，物豐民富。 三、「恤民愛民」，民族融合。四、「仁政德政」，社會安定 五)「廉明清正」，緩解矛盾。六、「誠正修治」，社會文明。

閩學是兩宋時期，以朱熹為代表的一批理學家共同構建的廣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故又稱「朱子學」。其發端始於閩北，經過數代承傳，傳播閩省，進而遠播全國各地，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正統思想。明清時期，閩台人員交流交往頻繁，閩學在台灣廣泛傳播，為開發和治理台灣產生積極的影響，顯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閩學是以講學經書義理為主要內容的新儒學，其思想體系「至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諸多領域。閩學對台灣的影響同樣在這些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夷夏之辨」，捍衛中華。 朱子及閩學諸儒所堅持的「尊王攘夷」、「夷夏之辨」、「內中國而外夷狄」及「大一統」的思想，是鄭氏和清初的共同理念，也是鄭清維護統一的動力所在。 鄭成功及其部屬中，許多是深受儒學薰陶的名達賢士，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憂患意識。鄭成功本人入台之前，就曾中過秀才，並在南京國子監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教育，深知「夷夏之辨」的原則。他在談及台灣地位和歸屬時，就曾強調：「該島一向屬於中國」。鄭成功入台，其初衷固然是想把台灣建成反清復明之基地，但面對外族入侵，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在誘惑與脅迫並加的荷酋面前，他斷然回答：「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踞，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鏗鏘之聲，令荷酋喪膽。經過九個月艱苦卓絕的奮戰，被荷酋竊據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台灣回歸祖國懷抱。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統一台灣後，受命守台的文武將士以鞏固祖國東南邊防為己任，甚至在清廷內部發生「守台」與「棄台」之爭時，守台將士與朝中有識之士據理力爭，堅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靖海將軍施琅在《陳台灣棄留利害疏》中稱：「守台灣即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聯為臂指，沿邊水師汎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關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他還說台灣「棄之必釀成禍，留之誠永固邊圉」。藍鼎元亦在《論台鎮不可移澎書》中大聲疾呼，台灣是東南沿海的屏障，事關國家的安危，「此土萬萬不可委去」。在大學士李霨、侍郎蘇拜及福建總督姚啟聖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康熙帝站到「守台」派一邊，提出「棄而不守，尤為不可」的正確主張，為台灣永歸我國版圖及其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閩學思想的傳播，激勵一代又一代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憂患意識的仁人志士。清統一台灣後的二百二十八年，尤其是近代一個多世紀，台灣屢遭列強的蹂躪，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共同抵禦外來侵略，表現出中華優秀兒女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氣概。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屢犯台灣，姚瑩、達洪阿二度在雞籠、淡水重創英艦。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台灣軍民義憤填膺，「兵民洶洶罷市」。一八四八年，台灣簽訂《紳民公約》，以對付外來入侵者。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時，孤拔糾集法艦侵台，遭到以劉銘傳為首的台灣軍民的強烈抵抗。一八九五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入台灣後，台灣人民群情激憤，紛紛請願，發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不願拱手而讓台」的誓言。許多士人學子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毅然投筆從戎。年逾七十的高山族舉人胡盛興得知割台消息後，放棄在京會試返台，組織高山族義軍，半年殲敵逾百。有詩讚曰：「抗日援台莫笑狂，萬言萬里兩非常，上書投筆從戎起，不入考場入戰場」，為挽救中華民族譜寫了一曲動人的樂章。從日軍進駐台灣時起，徐驤、吳湯興、吳彭年、姜紹祖、林大北、柯鐵等一批仁人志士紛紛起義，開展反侵略鬥爭。其後的半個世紀，抗日硝煙烽起雲湧，兩岸人民捍衛中華，維護統一的民族傳統氣貫長虹，於世可表。 二、「民胞物與」，物豐民富。 「民胞物與」、「務農重穀」是朱子及閩學諸儒治國安邦之策，鄭清治理台灣，亦遵循這一經濟思想。 鄭成功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民生大本」，是「治國治家」的物質基礎和首要條件。一六六一年五月，鄭成功入台之初，三萬大軍面臨「糧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的困境。為了解決「民以食為天」的困難，鄭成功採取多項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先是改荷蘭非法佔有的「王田」為「租給農民耕種」之「官田」。繼而，又頌布墾荒條例，鼓勵官兵及眷屬墾荒。條例規定：住在承天府安平鎮的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眷屬，可「隨人多少圈地」；派到各處地方的文武各官，亦可「隨意選擇，創置莊屋」；派赴各汛地的大小將領官兵，亦「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開闢田地」，所圈之地，所創莊屋「永為世業」。永曆十五年十二月（一六六二年二月），鄭成功又提出仿效大陸「兵農制度」，實施「寓兵於農」的「軍屯」之法，江日升《台灣外紀》載：鄭成功在動員官兵屯田時稱：「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為先」，今「計食之者眾，作之者寡」；在「師不宿飽」的情況下，要想固守是件困難之事。應當「效寓兵於農之法，庶可餉無匱，兵多糧足」。與此同時，鄭成功還命令大陸沿海防守官兵，招募貧苦之民入台墾荒，「航海而至者十數萬人」。據統計，從鄭成功收復台灣到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鄭氏在台墾種的耕地面積達二十多萬畝，比荷據時期台灣全部耕地面積多一倍有餘。 清初，台灣的開發多承鄭氏舊制，過台墾荒者「春時往耕，冬成回籍」，「往來絡繹」。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清政府規定，除「社田」外，其餘草地息令拓墾。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清政府准許居民攜眷入台後，至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又開移民接眷入台之禁，大陸沿海居民相率東渡入墾，加速台灣土地的開發。在農業這一基礎的帶動下，台灣物豐民富，出現「農工商業，經營市肆」各業興旺的繁榮景象。 三、「恤民愛民」，民族融合。 鄭氏與清初政府，效法閩學「恤民愛民」之法，幫助台灣原住民擺脫貧困。 鄭成功入台之初，就重視發展台灣經濟，尤其注意保護台灣少數民族的利益，並將「恤民愛民」之策付諸各項規章制度加以實行。從鄭成功所頒墾殖條例中就可以看出。條例八款，其中四款都提到官兵「圈地」、「創屋」等皆「不准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或「不准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兩款提到「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此外，還規定所闢之地必須「報墾」，「如有先墾而後報，及少報而墾多者，察出定將田地沒官，仍行從重究處」。 台灣土著居民多為高山族，清人稱高山族聚居地為「番地」，按生產力高低和是否與當地移民建立聯繫，分為所謂「熟番」和「生番」。鄭成功入台時，台灣高山族仍然處在「不識鉤鐮刈獲之便」和不「識」牛耕的原始階段，為了幫助高山族同胞發展生產，鄭成功採納戶官揚英的建議，對已歸附的高山族各社，除了每社發給「鐵犁、耙、鋤各一副，熟牛一頭」外，還派漢族農民傳授耕牛和鐵農具的使用之法，推動高山族農業經濟的發展。清初，朝廷除了「輕徭薄賦」，鼓勵開發、發展農業生產外，也遵循朱熹「恤民」之法。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朱一貴「亂」後，台灣大饑，巡台御史黃叔璥和知府周鍾瑄即效仿朱熹知南康軍時大修荒政、賑濟飢民的作法，設「平糶法」，從蘇郡運米以賑，飢民由是「欣然更生」。 鄭清時期的「恤民」、「愛民」，密切了與土著居民的關係，加速了高山族的漢化過程，高山族同胞的生產、生活、語言、文字、習俗等與大陸趨於一致，促進台灣各族人民的團結與融合，故土著居民向化者甚多。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載：「各近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感等里，藩令厚宴，並賜正副土官袍帽靴帶，由是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康熙末期閩浙總督覺羅保滿《題報生番歸化疏》亦載：「南北二路生番，見內附熟番賦薄徭輕，飽食暖衣，耕鑿自安……莫不歡欣鼓舞，願附編氓。」據其所報，當時南北二路生番願歸附者計十五社、八百六十八戶、四千七百五十三人，其中南路十社、四百四十六戶、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北路五社、四百二十二戶、三千三百六十八人。 四、「仁政德政」，社會安定。 鄭清兩政權，彼此對立數十年，「積怨」甚深，清政府寬大為懷，以「仁政」、「德政」對待異己鄭氏力量，促進台灣政局和社會的安定。 清統一台灣後，面對的是鄭氏子孫和鄭氏部屬如何處置的問題。據《靖海紀事》載，施琅攻取澎湖、平定台灣後，鄭氏部屬已成「釜中魚、籠中鳥」，有人建議「急撲滅之以雪」。施琅回答說，寬待鄭氏子孫及部將，是「上為國，下為民」的大事，「何私之與有？」相反，他向朝廷奏議，「其偽卒願為歸農者，則聽在歸農；願逐伍者，則暫撥在從征各鎮營逐伍」，他還在《請收拾遺棄人才疏》中建議「凡屬投誠者」，均「荷思錄用」，在他的建議下，鄭氏部屬「或膺提鎮，或授副將游守千把」，表現出清政府「仁政」、「德政」之大度。即使是對冤家對頭的鄭成功，清政府也以求大同存小異極大的寬容態度，充分肯定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偉績，准奏在台灣建鄭成功專祠。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沈葆楨巡台時，建起紀念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朱一貴的部屬同樣是理學家藍鼎元、蔡世遠等人「不妄殺」的「仁政」建議後得以「劫」後餘生的。捐棄前嫌，化敵為友，符合時代的要求，有利台灣政局和社會的安定，為清代台灣的開發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五、「廉明清正」，緩解矛盾。 對民實施「仁政」、「德政」，對官提倡「廉明清正」，這是鄭清時期一項治台方略。 鄭成功倡導為政清廉，嚴肅紀綱，賞罰嚴明，對將官之不法行為，實施嚴刑峻法。他曾指出：「雖新族有罪，不少貸。」入台之初，宣毅後鎮吳豪、虎右衛鎮陳莽縱容下屬搶掠民財、盜匿米粟，鄭成功當即在行轅召集文武各官公審吳、陳二人。萬年縣知縣祝敬等人也因剋扣軍餉被送上斷頭台。清初考核官吏也以「勤政愛民」、「廉明清正」為標準，陳璸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記》中就引用朱熹「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要義」訓誨官兵。為使官吏衙役遵守綱紀，防止擾民，密切兵民關係，清政府還頒布多種規示，嚴禁官吏削民，累及百姓。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台廈道高拱乾前往高山族「番社」巡察，發現地方官吏向高山族同胞「需索花紅」和「自取竹木以供私用」一事，當即查究並頒布《禁重剝民示》。朱一貴起義反清，直接導火線是台灣知府王珍「苛捐雜稅」、「濫捕濫殺」無辜引起的。但朱一貴被殺後，清政府亦多從此事件中吸取教訓。蔡世遠在《再與總督滿公書》中稱，今後選官當更革，「文武之官，必慎選潔介嚴能者」，對百姓需有「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的責任，如此才能達到「興教化而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之目的。清政府採納這位理學家的建議，對選用之官進行了「更革」與調整，兵、民關係日趨融合，為緩解社會的矛盾起了積極作用。 六、「誠正修治」，社會文明。 鄭氏和清廷，重視朱子及閩學諸儒倡導的誠、正、修、治、平等一套道德倫理，教化、啟迪人們「重禮義，化民俗」，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進而提高台灣社會的文明。 鄭氏自永曆二十年（一六六六年）三月，建學院「台人始知學」後，台灣各地社學、義學、私塾、書院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除了私塾、義學、學院外，還在高山族同胞聚居地設社學。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諸羅知縣率先在新港、目加溜灣、麻豆、蕭壟四社設社學，「以教番童」後，至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南北兩路均設土番社學。據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載，到乾隆初年，台灣、鳳山、諸羅、彰化、淡水五縣共有土番社學四十七所。 設學校，興教育，目的在於通過「理治」使人「明倫理，知禮義」。康熙九年（一六七○年），朝廷頒布《上諭鄉約十六條》，就是根據程朱理學的倫理思想制定的，其內容有「敬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大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解仇忿以重身命」等等，對官風、民風、土風進行整治。藍鼎元在《復制軍台疆經理書》中稱：「台灣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令朔望宣講上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經過幾代人的經營治理，閩學「重禮義，化民俗」之風吹遍全島，「士知孝弟、民皆力田」，「民間秀良子弟，頗知勵志詩書」（高拱乾《台灣府志‧風土志》）；「台番亦有禮讓之風，幼遇尊長，俟其過始隨行；如遇同輩，相讓而行」（《范志》卷十六），呈現出閩學故里──閩北當年「家樂教子，朝誦暮弦」（《八閩通志》卷之三風俗‧延平府），「明星在天燈影燦，滿城書聲起夜半」（《朱熹與閩學淵源》），「彬彬然道義之鄉」與「鄒魯之邦」（《八閩通志》卷之三風俗‧建寧府、延平府）之景象。巡台御史夏之芳稱：「數十年來，沐國家休養教育之澤，涵濡日深，久道化成；固已家弦戶誦，蒸蒸然共濟於聲名文物矣。」台夏道王之麟《重修府學新建明倫堂記》亦載，台灣「迨我朝開闢之後，置郡縣，立學宮，凡取士之典皆與內地同，始彬彬然稱治如海邦鄒魯矣」，台灣邁入一個知書達禮的文明社會。 從孔孟之道的儒學到兩宋新儒學──閩學，是朱熹及諸儒在內憂外患之時，繼承和發揚儒學，創建的一套思想理論體系，是時代發展的產物，而閩學傳入台灣，並在明清時期產生廣泛影響，也是時代的要求。閩學作為儒學的繼承和發展，有其封建時代的局限性，但用歷史的眼光審視，閩學自產生以來，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閩學在台灣的數代傳倡，也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傳統，這一傳統在台灣人民心中根深柢固，並將在未來的社會進程中發揚光大。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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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的西文學習法

辜鴻銘，精通九國的語言文化，國學造詣極深，曾獲贈博士學位13個之多。他的思想影響跨越20世紀的東西方，是一位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學者，又是近代中學西漸史上的先驅人物。辜鴻銘I0歲時就隨他的義父一一英人布朗踏上蘇格蘭的土地，被送到當地一所著名的中學，受極嚴格的英國文學訓練。課餘的時間，布朗就親自教辜鴻銘學習德文。布朗的教法略異於西方的傳統，倒像是中國的私墊。他要求辜鴻銘隨他一起背誦歌德的長詩《浮士德》。布朗告訴辜鴻銘:”在西方有神人，卻極少有聖人。神人生而知之，聖人學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聖，毛奇是武聖。要想把德文學好，就必須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總是比比劃劃地邊表演邊朗誦，要求辜鴻銘模仿著他的動作背誦，始終說說笑笑，輕鬆有趣。辜鴻銘極想知道《浮士德》書裏講的是什麼，但布朗堅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講解。他說：”只求你說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便稀裏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來。第二年布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他認為越是晚講，瞭解就越深，因為經典名作不同於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夠一聽就懂。這段時間裏辜鴻銘並沒有停頓對《浮士德》的記誦，已經可謂”倒背如流”了。學完《浮士德》，辜鴻銘開始學”莎士比亞”的戲劇。布朗為辜鴻銘定下了半月學一部戲劇的計劃。八個月之後，見辜鴻銘記誦領會奇快，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大約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士比亞”的37部戲劇都記熟了。布朗認為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了一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將來足可運用自如了。但辜鴻銘只學了詩和戲劇，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鴻銘讀卡萊爾的歷史名著《法國革命》。辜鴻銘此次基本轉入自學，自己慢慢讀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詞句再去請教別人。但只讀了三天，辜鴻銘就哭了起來。布朗吃驚地問:”怎樣了”辜鴻銘回答說:”散文不如戲劇好背。”布朗又問辜鴻銘背誦的進度，發現他每天讀三頁，於是釋然:”你每天讀得太多了。背誦散文作品每天半頁到一頁就夠多了。背誦散文同樣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則等於沒學。”辜鴻銘所在的中學課業本來是極繁重的，但由於辜鴻銘各科在布朗身邊都提前打下了基礎，整個學習的過程便顯得毫不費力。學校的功課既然順利，沒事的辜鴻銘便接著記誦卡萊爾的《法國革命》。他越讀越有興致，可是讀多了便無法背熟。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來，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這樣時快時慢地把卡萊爾的《法國革命》讀完了。後來辜鴻銘終於徵得義父的同意，可以隨便閱讀義父布朗家中的藏書了。有許多書，辜鴻銘並沒有打算背熟，但也在不經意間”過目成誦”了。布朗對義子的寄望極高。他曾告訴辜鴻銘:”我若有你的聰明，甘願作一個學者，拯救人類;不作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讓我告訴你，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但是歐洲各國和美國的學者卻多想學習中國。我希望你能夠學通中西，就是為了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能夠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上真正是人的生活!”依照布朗的計劃，辜鴻銘應該先在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學，然後再到德國學習科學。學成之後才可以回中國修習傳統文化。布朗當初確實沒有看錯，辜鴻銘十四歲時，學術造詣就己經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時間，不僅初步完成了布朗擬定的家庭教學計劃，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學的各門主要課程。布朗不禁暗自為義子的聰明而感到驕傲。辜鴻銘在學校裏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其他課程的成績也都很出色，已經可以申請畢業了。大約在1872年春季，辜鴻銘正式入愛丁堡大學就讀。辜鴻銘在愛丁堡大學的專修科為英國文學，同時兼修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修辭學等科目。辜鴻銘在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時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讀愛丁堡大學圖書館所藏希臘、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剛開始時，讀多少頁便背誦多少頁，還沒覺出多麼困難;後來隨著閱讀量的逐漸增大，漸漸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堅持，再堅持，一定要一路背誦下去。辜鴻銘晚年憶及此事時曾悅:”說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條機器線，一拉開到頭。”到後來，不僅希臘、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國的語言、文學，辜鴻銘也能做到一學就會，觸類旁通。據悅辜鴻銘回國後，除本國語言外，尚能操九種文字與人交流，則其基礎主要是在愛丁堡大學讀書時打下的。《論語．季氏》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至於”困”字的意思，舊註謂”有所不通”，錢穆先生解作”經歷困境”，辜鴻銘則自謂”吃不消”，他晚年曾對人說:”其實我讀書時主要的還是堅持‘困而學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難掌握學習藝術，達到’不亦悅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見我學習得多，學習得快，他們不知道我是用眼淚換來的!有些人認為記憶好壞是天生的，不錯，人的記憶力確實有優劣之分，但是認為記憶力不能增加是錯誤的。人心愈用而愈靈!”辜鴻銘憶起讀書時的往事，不禁慨嘆道:”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則當時人們多認為辜鴻銘的博學在於他的天賦聰明，辜鴻銘自己是不承認的。1871年4月，辜鴻銘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了所有相關科目的考試，在英國文學方面的學位考試中又表現非凡，順利獲得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這一年辜鴻銘僅20歲。辜鴻銘自萊比錫大學畢業後，又赴巴黎短期進修法文。布朗又為辜鴻銘聯繫入巴黎大學，意在讓他學一些法學和政治學。其實當時辜鴻銘只22歲即已遍學科學、文學、哲學，並熟諳各國語言，造詣確非一般中國留學生可比。辜鴻銘以極快的速度讀完了巴黎大學整學期的講義和參考書，除偶爾去學校上點感興趣的課以外，辜鴻銘每天都抽一點時間教他的女房東學希臘文。從剛開始教她學希臘文字母那天起，辜鴻銘就教她背誦幾句《伊利亞特》。他的女房東笑著說:”你的教法真新鮮，沒聽說過。”於是，辜鴻銘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誦《浮士德》和莎翁戲劇的經過講給她聽。她說:”好，我這樣學下去。”辜鴻銘稅:”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兩本，擋都擋不住。”辜鴻銘的女房東常常拿著《伊利亞特》來到他的房間，把學過的詩句背給他聽，請求他的指點。辜鴻銘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東在希臘文方面進展神速。許多客人見辜鴻銘教她學希臘文的方法與眾不同，都大為驚訝。辜鴻銘後來曾對晚清直隸布政使凌福彭說:”學英文最好像英國人教孩子一樣的學，他們從小都學會背誦兒歌，稍大一點就教背詩背聖經，像中國人教孩子背四書五經一樣。”從辜鴻銘教他的女房東學希臘文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背誦《伊利亞特》的要旨即在於創造了一種真實的誦讀感受，如在希臘國土受希臘純正的啟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強度大，難度亦大，其實則不然。若由字母而單詞，再簡單拼句，則學習者在心理上就產生學外國語言的隔閡情緒了。辜鴻銘還依此法教會了他的女房東簡易的拉丁文，也不過三兩個月的工夫而已。辜鴻銘深厚的西方素養極得益於童年背誦《浮士德》、《莎士比亞》的經歷。他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詩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辜鴻銘曾說:”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之式教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張”中國私墊教授法，以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尤須背誦如流水也。”http://louisfaye.wordpress.com/2007/09/04/%e8%be%9c%e9%b4%bb%e9%8a%98%e7%9a%84%e8%a5%bf%e6%96%87%e5%ad%b8%e7%bf%92%e6%b3%95/#more-166

林連玉與孔子

林連玉與孔子 林連玉先生逝世23年以來，董教總鑒於維護華教的現實需要，也一再宣揚林連玉精神鬥爭的一面，忽略了它的整體性。
其實，林連玉是道地的孔子信徒，是恢宏的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這事實少為人知，今天應當是恢復林連玉精神全貌的時候了。林連玉關于反抗壓迫，與民族大同觀組成不可分割的的整體，肯定林連玉不但必要，而且有利於林連玉精神在華社內部各階層的普及，有利於傳播到友族社會，也與當前全球化的走勢一致。
對於全面瞭解林連玉生平的人來說，都明白林先生確實繼承了儒家學說的。請看錄自林先生自著的《林連玉自撰小史》幾段事實︰
（一）世代書香的背景。林先生的祖父林以仁是前清的歲貢生，也是著名的老塾師。他的父親林賡揚是前清的廉生。當時康梁提倡變法，其父沾染了維新風氣。
（二）深厚的國學根底。林先生的父親授他以古文、春秋左轉，以及算術代數。這麼一來，四書林先生是讀熟了，五經只讀兩經，加上他自己喜歡的易經，共曉得三經。但已可說家學淵源了。
（三）新思想的濡沫。十多歲的林連玉就讀於陳嘉庚開辦的集美學校師範部，選修文史地，以“九十生”（即每科均獲“A”）優異成績肄業，留校任教。魯迅、林語堂、顧頡剛、陳望道等著名的文化人來校講學，林先生都作仔細聆聽並作筆記。
1920年代林先生來馬執教，是他生命的轉折點。1950年代馬來亞獨立，林先生跑在華社前頭，號召華社申請公民權，效忠馬來亞。在教育領域，他與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合作，接納“馬來（西）亞化”意識，但毫不含糊地抗拒“馬來化”的“國民教育”（即單元主義教育），從而成功地使華教轉型為公民教育，歷史功績昭著而明確，不可歪曲。
林先生最為可貴的地方，是將中華文化與本土國情相結合，創建了馬華文化的價值觀，即林連玉精神。《禮記．扎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個“公”即是美好的、權利平等的社會政治理想（見《辭海》1486頁）。林先生的民族大同觀，即各族文化的優點融合為共同的馬來（西）亞文化，即是脫胎于天下為公的理想。這個理想的實現，必須經由各民族在平等基礎上和好相處，互相交流的過程。
林連玉創造性地闡明了民族特性與國家共性的關係。換句話說，一方面，國家文化／教育是由多元的各民族文化／教育組成的，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教育又包含著共同的因素，即體現在各民族文化／教育中的馬來（西）亞意意識（愛國精神），國語為必修課；個性中有共性，共性包容著個性，符合科學原理。
大同觀與當今世界多極中心的理想一脈相通。在這個意義上說，大同思想是馬來西亞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結論是，林連玉精神既是華社的，也是馬來西亞各民族（全民）的；即是馬來西亞國家的，也是國際的。林連玉精神必將隨著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而普及於馬來西亞全國，受重視于國際。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麥翔•2007.12.19）
來源http://www.confucianism.org.my/yaxia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1&Itemid=81

Lee foundation

Born in the village of Furong of Nan’an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Li Kong Chian began his education in the privately run schools there. In 1903 he joined his father in Singapore where he studied in the Anglo-Indian School and Chongzheng School.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09 to continue his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but the 1911 Revolution cut that short. Back in Singapore he first worked as a teacher in Daonan School and as translator in a Chinese newspaper, before joining the China Guohua Company in 1915, where he was soon spotted by Tan Kah Kee. The older man not only tutored the younger in business skills but also gave him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in 1920.
Seven years later Lee set up his own rubber smoking house in Maur, which became the Nam Aik (Nanyi) Rubber Company in 1928. His enterprises of rubber planting and manufacture, pineapple planting and canning soon expanded to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Singapore-Malaya, North Borneo, Indonesia and Thailand. He was known as Southeast Asia’s Rubber and Pineapple King.
Lee Kong Chian also went into banking. He became general manager and vice-chairman of Huayi Bank, and when three Chinese banks merged in 1933 to form the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OCBC), he was appointed vice-chairman of the corporation.
Like Tan Kah Kee he poured his wealth into education and other philanthropic work. He set up the Lee Foundation in Singapore in 1952 and in Malaysia in 1960. In 1965 the Lee Foundation Ltd.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Between 1952 and 1993 the Foundation donated sums amounting to $300 million to various causes,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religion, nationality,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at sum went to education.
When Lee Kong Chian w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Huachiao School he gave huge sums to develop the school. Similarly whe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as set up in 1949, he contributed $500 000 towards its building fund, and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953 he donated 10percent of the total fund. In 1962 he became the first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gain he gave out $1 million to set up a medical college.
Like Tan Kah Kee again he did not forget his native China when it came to giving to education. In 1939 he founded and financed the Guozhuan primary school in his home village of Furong, and in 1943 set up the Guoguang secondary school. Between 1950 and 1954 he contributed towards the financing of Xiamen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Jimei schools founded by Tan Kah Kee.
Lee Kong Chian’s work and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and society were recognized when he was conferred an honorary degree in law b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58, the title PMN (Panglime Mangku Negara) by the Agong of Malaysia in 1964. Before that he had been made Dato by the sultans of Johore and of Kelantan.
Lee died in 1967 at age 74.
References:Li Yuanrong. Biography of Li Guangqian (in Chinese). Hong Kong: Mingliu chubanshe, 1998.Zheng Bingshan. Biography of Li Guangqian (in Chinese). Beijing: Zhongguo huaqiao chubanshe, 1997.Quek Soo Ngoh, Lee Kong Chian: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cademic Exercis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6.
profit made 1/3 goes tocompany ,1/3 as bonus for employee ,1/3 goes to charity

传奇林毅夫：虽千万人吾往矣

传奇林毅夫：虽千万人吾往矣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2日 09:55 解放日报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供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早年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午后，未名湖畔，北大朗润园。红墙绿瓦，海棠垂柳，散发出浓厚的古典文化气息。



　　得知记者来访，林毅夫出门迎接。他高大魁梧，谦和平易肟氏缍嗄辏故峭巡蝗ヅㄅǖ奶ㄍ逡死伎谝簟?/p>
　　台湾人，“海归”，劳模，新农村……没有一定想象力的人，很难在这几个词里找到其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经济学家林毅夫身上，它们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了。
　　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又以“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
　　其实，林毅夫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更多时候，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学者。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林毅夫更喜欢“以劳代逸”，工作，治学几乎没有节假日。
　　“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的目标，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如今，很少人能把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字眼当作人生的信条，但林毅夫却是一个坚定而认真的实践者。
　　也许，正因为胸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条，这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他的人生舞台上不断演绎着一幕幕的传奇故事。
　　台湾-北大-芝加哥-耶鲁-北大
　　“传奇，就是越传越奇。而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林毅夫说的很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1979年5月16日晚，夜色朦胧，一位名叫林正义的驻金门的上尉连长，夹着两个篮球，跳进海里，泅水横渡了2000多米的海峡，一夜之间来到大陆。
　　当年的林毅夫，从大学转入军校，再从军校进入部队。在金门驻守时，林毅夫每天悄悄收听着对岸的广播，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这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祖国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
　　由于当时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一个连长的失踪绝不是件小事。金门全岛展开了搜查，因为没有涉及到任何军事机密，事件不了了之。今天，有学生听说了这个故事后，惊叹老师当年义无反顾的勇气，感慨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足以写一部小说。
　　林正义来到大陆后，进入北大经济系求学，改名为林毅夫。不久，在北大的林毅夫身上，又发生了一个传奇。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北大演讲。当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员颇费周折。而林毅夫以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成为最佳翻译人选。
　　舒尔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精彩诠释非常赞赏。
　　一天，他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
　　“想，”林毅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本以为大师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舒尔茨一回国，就将林毅夫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并收入自己门下，研究农业经济学。时年舒尔茨已经80岁高龄，能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这是多少经济学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获得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20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先后出现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时，林毅夫深感自己年纪已不轻，必须更加抓紧时间学习，他除了回国考察做论文，4年里几乎没走出校门。毕业时，林毅夫是同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稳定的工作，优厚的薪水，并没有绊住林毅夫的脚步。他的眼光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当时，大陆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我一直认为，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要做就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没有片刻的犹疑，1987年，林毅夫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携妻带子返回祖国。他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一来，一去，一回，三个传奇的人生转折，干净利落，林毅夫完成了事业的第一步。
　　记忆里，都是农民的一双双眼睛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一座古典优雅的清代亲王府里成立。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这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林毅夫的召唤下，中心成为海外归来学子荟萃的大本营，也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中心发出的声音。作为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并参与了十五规划的起草工作。
　　然而，林毅夫进入更广大公众的视野，还是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前后。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有时，仅进入人民大会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个多小时。
　　早在1999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构想，建议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启动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现在，这个构想进入了国策。“说我首倡，不敢当，我只是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想法。”林毅夫很谦虚。
　　想象中，很难把这位从小生长在台湾，又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与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出人意料的是，林毅夫与农村结缘，恰恰就是从追随大师舒尔茨的那一刻开始。
　　经济学大师舒尔茨，以研究被称为“穷人经济学”的农业经济学而著称，林毅夫在导师治学风格的耳濡目染下，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1984年暑假，林毅夫回到国内做博士论文，在安徽农村考察包产到户的成果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我太激动了，一句话，就是上上下下都高兴。农民高兴，城里人高兴，政府也高兴！从1978年到1984年这6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16.5%，城乡差距缩小了很多，报纸上甚至还说有人跑回农村务农，农民能不高兴？农产品大增，城里人不用再凭票买东西，大大丰富了生活，城里人不也高兴？老百姓都高兴，政府就更高兴了。”
　　年轻的林毅夫像揣着宝贝一样，揣着实地考察来的资料，回到美国挥笔写下了《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的博士论文。论文出炉后，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多年来，对“三农”的关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伺┐宓奈侍猓痪徒饩隽酥泄钠独В拷饩隽酥泄钠独侍猓簿徒饩隽耸澜缙独У囊淮蟀搿！贝小扒钊司醚А钡牧忠惴颍贾找怨刈⑶钊说氖咏侨タ辞钊恕?/p>
　　上山，下乡，他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许多人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在多次下乡的经历中，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着你，流露的眼神那么淳朴善良，很单纯的眼神告诉你，他们想过上好日子，希望你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虽然经常到基层去考察，但在问及“对农村的了解能打多少分”时，林毅夫只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分。“因为，改变中国的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很多努力。”
　　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在办公桌上众多的奖杯奖章中，林毅夫感到最特别的，是那枚“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被评上“全国劳模”时，林毅夫非常感慨地说，这个奖对他来说，激励远远大于奖励。在境界上，自己与老劳模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他曾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这句话成了林毅夫的座右铭。
　　在林毅夫的日程表上，20多年来，没有红颜色的星期天。他的秘书说，林毅夫每天早晨7点起床，半夜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直接迈进办公室。
　　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不时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各种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每年林毅夫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经常是其他同事的好几倍。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写经济学论文。“我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林毅夫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一到两个星期，林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指导。有一回，正赶上他从香港参加完活动回北京。那天，一下飞机，林老师就直接赶到办公室，已经晚上6点多了，他仍指导我们一直到夜里12点多，中间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令人吃惊的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林毅夫却不感到累。
　　“每天都很充实愉快，连累的时间都没有。你看，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林毅夫兴致勃勃地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这使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有文化
　　交谈中，发现林毅夫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林毅夫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教育他，凡事要以他人为先。在家里，林毅夫和哥哥姐姐们总是相互礼让。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也是互相帮忙。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
　　“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以自己身体为界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儒家传统认为，你的心所能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别吧。”林毅夫就是这样体会儒家文化中“仁”的意味。
　　据说，林毅夫从小就很崇拜李冰父子。回国后，他曾特地跑到都江堰边，去听澎湃的江潮，凭吊李冰父子在两千嗄昵敖⒌奈耙怠！耙桓鋈艘陨缁嵊兴毕祝易龅氖虑橐闷鹗奔涞目佳椤！?/p>
　　50岁那年，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对学生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方向。”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林毅夫身上，早年深受熏陶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跟进的西方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谈论经济学时，这位深受西方经济理论浸润的“海归派”，丝毫看不出言必称欧美、满口西方术语的做派，倒是时不时精辟地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儒释道的观点来诠释经济学的观点。
　　“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回答集体生产队里，为什么会出现“磨洋工”，而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问题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找答案。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
　　在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情结驱使下，林毅夫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现象研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本土化”。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理论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的国家。”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本土情景”中展开。如果对国情没有切身的体验，提出的理论只能是隔靴搔痒。
　　“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
　　林毅夫认为，就像佛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经历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本土情景”中展开研究？他认为，除了学会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是要“有文化”。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从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
　　“中国的问题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在林毅夫看来，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某种理论来解释，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
　　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与林毅夫对话录
　　记者：有人评价您身上“官气”比较重。
　　林毅夫：经济学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而是“经世济民”之学。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参考意见。
　　记者：有人说，林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是个改良派。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很激进，但是他们的国家解体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了。
　　记者：对那种议论，您的态度如何？
　　林毅夫：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要按个别人的评价来做人做事，那会活得太累。
　　记者：丁学良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您怎么看？
　　林毅夫：批评是一种鼓励。人们对经济学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开出灵丹妙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当然，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做到问心无愧。
　　记者：经济学界有人说，您是未来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中国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恐怕至少还要二三十年。那时候，我已经很老很老了……(笑)

一代风范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李光前先生

李光前先生(1893.10.18-1967.6.2)
　　李光前先生原名李玉昆，1893年10月18日生于南安县梅山竞丰村。1903年随父亲李国专先生南渡新加坡，并在英印学堂和养正学堂就读。1908年回国求学于暨南、清华和唐山路矿诸名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先生积极响应，并加入同盟会。　　1912年，先生南返新加坡。以其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深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庄希泉所器重，先后在中华国货公司和谦益公司任职。1920年，先生与陈嘉庚先生长女陈爱礼小姐结婚。　　1927年先生创立南益公司。此后20年间，由于先生能完美地融合东方传统美德和西方现代管理经验，创造了南益精神，因而公司发展迅速。1950年，新加坡南益公司成为世界最大橡胶企业，先生被誉“橡胶大王”。先生不仅稳执橡胶业牛耳，且向凤梨、银行等其他行业扩展，业务范围从新、马发展到东南亚各国，建立了庞大的企业王国，成为华人的第一家跨国公司。先生是新马社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历任新马中华总商会联合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华侨银行懂事主席等职。　　光前先生在创业成功之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毕生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力赞助创办学校，振兴教育。在新加坡捐建了“中华总商会”会馆、国立图书馆，资助了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南洋大学、拉曼学院、艺安工学院、华侨中学等大专和中小学校不计其数。1952年先生设立了“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将其长期积累的巨大财富全部反馈给社会。1957年和1960年吉兰丹州、柔佛州苏丹先后策封先生为拿督和一级拿督，1964年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封先生为丹斯里。1958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荣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被新马社会推崇为“华人中的第一人”。　　光前先生身居异域，心系桑梓。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南侨总会筹备工作，担任首届常委，并踊跃带头参加筹振活动。先生以兴学报国之志，于1938年在故乡创办国专小学，1943年增办国光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有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光前学村，成为南安培养人才的摇篮。同时投入巨资扩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对华侨大学的建设也予以大力支持。先生1965年回国治病，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亲为安排治疗。　　1967年6月2日，先生病逝于新加坡，享年75岁。其时新加坡各界举行隆重葬礼其事迹载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的《世界人物大辞典》、《新加坡南安先贤传》、《南安县志》等书。
　　（福建侨联网 2003年12月18日 09:37:48）
相关链接：　　　纪念李光前诞辰110周年暨创办国光中学60周年　　　　 活动隆重举行(2003年10月20日)　　　光前故居展新颜（2003年10月17日）　　　侨乡新貌：光前学村（2003年7月16日）

マレーシアにある孔子廟タイ にある孔子学院

[編集] マレーシアにある孔子廟
マレーシア最初の孔子廟は檳城孔聖廟中華小學（zh:孔聖廟中華學校、en: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と言う小学校に位置している。清朝の大使の張弼士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た。その昔、児童は登校前に必ず孔子廟を訪れ、堂堂正正するようにと願ったという[1]。
その他、マラッカにも馬六甲孔子大廈という学院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祭孔活動が行なわれている。
そしてクアラルンプールにも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zh: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と言う学校が建てられてあり、そこでは毎年孔子の誕生日を祝い、孔子に関する講座が開かれている。

タイ にある孔子学院
儒学または孔子廟 は時代に 伴って色々な姿 で此の世に現れている. 今タイには12個所の孔子学院 が建てられてあり ます。それらは中タイ両国の学者達が一緒に計画したもので 論語を はじめ,中国語,中華文化,書道等の講座が提供されてい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孔子学院
プーケットにある ソンクラーナカリン大学大学孔子学院
Mae Fah Luang 大学孔子学院
チェンマイ 大学孔子学院
Suan Dusit Rajabhat大学孔子学院
タイ国立マハサラカム大学孔子学院
Khon Kaen大学孔子学院
Betong 大学孔子学院
农业大学孔子学院
Bansomdejchaopraya RaJabhat孔子学院
チュラロンコン大学孔子学院
Traimit Wittayalai高校孔子课堂.(http://www.confucius.psu.ac.th/En/en_CIinThailand.aspx)

[編集]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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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JK School Portal - SMJK CHUNG HWA CONFUCIAN (School History)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E5%BB%9F" より作成